光阴荏苒，转瞬之间，高炮六十二师入越抗美已过去20多个年头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过去是鲜为人知的。但对亲自参加过援越抗美作战的人来说，则是历历在目，因为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一）

上级工作组和师党委一班人入越前在崇左    袁守范提供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阮文绍反动政权的垮台，出动了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在越方的请求下，我先后有几个高炮师入越参战。为了做到心中有底，1966年1月，沈阳军区抽调了全区高炮营团干部65人，组成了一个赴越战地见学队。由高炮六十二师师长袁守范同志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高炮六十二师去了23人。在军区三所进行短期集训时，军区陈司令员及曾绍山、吴席智、江拥辉、李伯秋等首长接见了我们并作了指示，交待了任务；军区反突袭办公室李主任和炮兵杨处长介绍了越南情况。

2月8日11时从沈阳乘72次火车出发，9日到达北京。炮兵田参谋、杜常青处长、李副参谋长到车站迎送。2月12日晚上10点钟到达安顺，昆明军区炮兵曹参谋和支前办主任在雨中等候我们。当我们从火车站乘汽车到达军区招待所时，电闪雷鸣，暴雨大作。2月13日从安顺出发，因为不通火车只好改乘两辆大汽车和一辆吉普车西进。

车队行至贵州省普安县黄果树时，袁师长命令停车参观以饱眼福。20多米宽、50米多高的闻名全国的大瀑布，从北盘江支流的悬崖上直泻犀牛潭中，落水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气势磅礴。置身于“水洞”之前，令人流连忘返。行至关岭时，四周环视，山峰林立，地势险峻，壮观宏伟，古栈道似蛇盘踞山间，有一段山路中竟拐了二十四道弯。汽车在山中穿梭，盘旋于云雾之间，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谚语：“进滇难，难似上青天。”

2月14日住宿于曲靖昆明军区炮兵十八团。2月15日由曲靖乘火车去昆明。十八团的官兵很多人到车站上送行。170公里的路程火车整走了4个小时，为此在我们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奇怪，奇怪，真奇怪，火车没有汽车快。”最后到了春城——昆明。

我们在昆明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昆明军区派人导游，游览了滇池、西山并在安宁温泉”天下第一汤”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清除了每人多日来身上积存的污垢，消除了疲劳。同时见学队召开了支部大会，总结了前段工作，提出了下步任务，在会上表扬了陈德公、杨新泉、杨海玉、刘本江、崔龙源、刘精松、刘诚等同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好、工作好、纪律好。

18日乘法国殖民主义者修的昆明至老街的米轨火车，南下至开远。十三军机关领导到车站迎接。19日到达文山。文山军分区还招待了我们。20日住麻栗坡县兵站。21日下午于船头口岸入越，入越可大不同于入朝，要求特别严格，手续特别地麻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交涉才办好手续。5点30分入越后，经过一夜230公里的汽车运输，第二天拂晓到达了高炮六十七师师部所在地——安沛。王思谦师长和崔政委接见我们并介绍了情况，随后我们每个人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到师的各个单位参加战斗。袁师长去了司令部指挥所，我去了政治部又下到六二五团塞湖地区。去的当天，正赶上6架敌机轮番轰炸六二五团阵地，我和六Ｏ四团副团长王学章同志在二营六连参加了战斗，两人都险些受伤。

安沛市坐落于红河之畔。红河是越南最大最长最宽的河流，独特的红河水像脱缰的野马，奔泻至北部湾大海之中。这段时间敌机正集中轰炸由我援建的安沛机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好的见习机会。在见学的空隙，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发表，我们除听广播外还组织了一次集中学习，大家很受鼓舞。在见学的54天中，见学队每位同志都能做到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积极工作，勇敢参战，圆满完成考察任务，为此受到了六十七师的表扬。特别是六二Ｏ团教导负杨海玉由于工作突出，参战勇敢，受到了六十七师通令嘉奖。那时越南和我国的关系很好，我3月17日在蒙山的日记中这样写到：“群众见面问你好，处处热情把手招。提起主席喊万岁，谈到援助洒热泪。妇女勤劳又勇敢，痛恨美帝仇满腔。”越方上层领导对我军的态度也比较好。

见学很快结束了。4月15日下午5时，我们从安沛乘两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车回国，行至宣光时正是午夜12点，遇到了一场大暴风雨，汽车行进受阻，只好走走停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30分才到了船头口岸。我和师长坐小车还好，乘坐敞棚汽车的人个个都像落汤鸡。

为了进一步总结考察经验，4月18日转到云南省蒙自，住步兵三十八师机关营房内。我们在此住的9天里，每人写出一份考察报告，党支部认真总结了在越参战54天的考察经验和心得体会，通过了上报立功嘉奖的名单和准备向军区汇报的提纲。这时我们还听到了一件悲壮之事：就在我们到达蒙自的前5天也就是4月13日，一架刚从长春转场飞来的歼6型飞机，在试飞中机械发生故障，地面指挥塔命令驾驶员立即跳伞，可驾驶员看到机下就是一个村庄，想避开后再跳伞，结果因飞机飞得太低伞未跳成，机毁人亡。空军正在大力宣扬驾驶员的事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有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三十八师对我们太热情了，把好房子给我们住，把好东西给我们吃给我们用。当时刘少奇同志正在昆明，三十八师为刘主席准备了一个约有80斤的鼋鱼，因为太大未用，就送给我们吃了。大家都为三十八师的热情招待而感动，我当时在日记里写：“三十八师的机关首长和同志们是可亲可敬的，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招待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这也是我们一次很好的见学机会，受益匪浅。”

在此期间三十八师为我们联系组织了一次参观锡都个旧锡矿。这个矿有矿工3万多人，还有几万家属，矿领导对我们说，要有个旧字样的锡锭，外国人才认账，否则他们是不要的。个旧市不大，人口十万多，但城市街道非常清洁美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4月29日，我们从蒙自回到昆明。“五一”那天，军区又派人领我们参观了昆明市区和各公园、吴三桂的金庙。因为是节日，大街小巷公园殿亭到处是人山人海，各种花卉争艳开放，昆明真是名不虚传的一座花香四溢、环境优雅而美丽的城市啊！大家不约而同的称赞着。

5月2日，从昆明乘于3月11日正式通车的贵昆线火车到重庆。贵昆线的开通结束了进滇难的历史，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极重要作用。在重庆，五十四军为我们组织参观了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展览馆，目睹了国民党灭绝人性的刑具，也感受了先烈们为了信仰——共产主义视死如归的情操。

5月8日回到沈阳，5月10日向军区作汇报。那天军区曾绍山政委说：“你们讲讲见学情况吧。”袁师长说：“先由我们史主任讲吧。”由于我有些紧张，讲得很快，可能首长不会满意。接着袁师长又做了补充。但讲完后，曾政委说：“你们讲得不错嘛！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见学任务。”

受到军区的表扬，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地了。

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掀起，“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陆续发表，红卫兵们大串联，全国形势越来越严峻。就在这时，9月24日，我师入越参战的命令下来了。

我正在军区总医院住院。9月30日，军区组织部副部长王吉道同志来看望我说：“你们师要入越，因为你身体不好，可能要另配一名主任，不让你去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我亲自去越南战场见学过。”虽说我当时的血小板由2万5恢复到7万，连医生也坚持不让我出院，为此事还出现了一点小风波，但我还是坚决要求出院。回部队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备战工作中。随后，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艾福林同志、军委炮兵作训处长杜常青、参谋裴景峰同志先后也来师部驻地丹东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协助入越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们对美空军在越南的活动规律以及越南的天气、地形、人情都摸得比较清楚，相传中的蚂蚁、蛇、虫如何厉害，天气如何酷热难熬，美国空军如何嚣张不可对付……我们根据见学所掌握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有力地消除了紧张、恐惧情绪和心理。当时，部队虽然处在祖国大动乱之中，各种思想异常活跃，但由于部队基础好，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深入细致，因此由平时到战时，由国内到出国的弯子转得比较顺利。当时师党委集中抓了思想发动工作，如忆苦思甜、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还认真地抓了健全组织、调配干部、补充兵员、补充武器、发放物资等工作。军区从各部队抽调老兵骨干1150人，从军区各医院调入军医主要是外科医生16人，组成了一个加强师。师下辖六O二团（100炮）团长赵福堂、政委郭秀成；六O四团（85炮）团长殷云彩、政委李志刚；六O五团（单管37炮），团长孙风松、政委徐柏林；六二O团（双管37炮）团长刘爱民、政委王志民；十六军高炮营，营长扈春生、政委晏洪钧；三十八军高炮营，营长孙玉堂、政委范章华；三十九军高炮营，营长张光发，政委石玉华；五十军高炮营，营长徐短评，政委李文熠（以上各营均为单管37炮）；第一二一野战医院，副院长邱凤林、政教朗益华。各部分别由辽宁省丹东、甘肃省玉门、青海省西宁乘火车南下。入越后又有探照灯二团二营配属，再加上广州军区为我师服务的后勤人员，共计达到10512人。

1966年12月15日，全师集结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境内，沈阳军区工作组和炮兵副司令员艾福林同志率领的军区炮兵工作组，也来指导工作。随后广州军区相主任率工作组也来到了崇左。不久，广州军区机关被冲击，相主任被勒令回去接受批斗。这次集结，虽说是正逢红卫兵大串联期间进行的，但由于思想工作细致，组织工作严密，又因是援越抗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从头到尾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和其他较大事故，受到了沈阳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表扬。在崇左集结期间，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崇左县曾先后派慰问团来部队进行慰问，对部队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部队各高机连又换上了我国刚出厂的双管高射机枪，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练兵活动。在师党委的主持下，在崇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集结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布置了入越作战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师党委向全师发出了号召：首战一定要告捷，为越南人民报仇！为“五个伟大”争光！这一口号很快人人皆知，纷纷上书要求早日出国作战。

当思想、物质准备就绪后，换上了由我国制作的越南人民军式样的军服和人民军式样的汽车牌子，番号改为后勤六十二支队。支队长袁守范、政委张克里、副支队长续志达、林殿卿、副政委任培堂、孙玉林，参谋长封爱民、主任史新德、副参谋长王世恒、康之河、郭守凯、副主任胡鹏举、孟宪儒。

部队于1967年1月18日由崇左出发，19日到凭祥。当部队到达宁明时，受到宁明人民的热烈迎送。在凭祥市，由南宁市来了27名大中学校红卫兵，强烈要求随部队入越参战，虽然给他（她）们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但执意要去，无奈，经韦国清同志请示周总理，同意编入我部。当时向他（她）们提出了严格要求：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正式的军人了，要严格遵守军队纪律。入越后，不准在国外搞串联，不准强迫人家接受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勇敢参加战斗，不怕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一一接受后，10名女的安排在师宣传队和医院，17名男的分别分到6个战斗连队。他们在入越作战中尽管表现很好，但还是在初期提出了越轨要求，男生提出：“红卫兵应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战场上”，并单独出了3期“红卫兵”战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加上女生的反对和他们向中央文革写的信也未得答复，于是转变了过来。

1967年1月23日下午4时，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至友谊关，分别由各团领导在友谊关前率部高举拳头，向祖国宣誓。师直是由我率领宣誓的。

下午5时，在越南人民军联络员引导下，部队徐徐开进越南境内。中越两国的边境线十分明显，我国一侧山是光秃秃的，清朝时代留下来的古炮，赤身蹲在友谊关的山顶上；越南一侧，山则是林木葱葱。当我们进入越南后，好似钻入森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