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这次入越作战，取得较好成绩，受到各方好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思想工作角度讲可以用40个字来概括：“政治领率，狠抓思想，深入细致，洞察苗头，形式多样，及时总结，功臣模范，大力宣扬，随时应变，首尾一贯。”师党委从入越准备开始起，就把工作组派到各团，了解情况协助抓思想工作。部队到达集结地域后，工作组立即汇报总结找出经验提出问题，既保证了部队的顺利集结，又为向越南开进提供了经验。师党委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于崇左召开大型政治工作会议的。政工会结束后，工作组又立即下去随部队—同入越，保证了部队顺利开进。入越后，各级领导把深入到连队狠抓思想工作放到了首位，领导干部同吃同住同战斗的模范行动有力地鼓舞了部队。副师长续志达在六O二团四连蹲点时，飞机把他的住房、被子、毛主席著作炸着火了，公务员拉他去隐蔽，他镇静地指挥大家灭火。副参谋长王世恒在六O四团三连蹲点时，正赶上飞机投弹，一排长叫他去隐蔽，他泰然自若地协助连长指挥战斗，并叫别人躲开，他亲自把落在阵地中央未爆炸的炸弹引爆装置排出、运走。六O五团团长孙凤松在二连蹲点时，不戴钢盔跳出阵地进行指挥。六二O团二营教导员杨海玉在四连蹲点时传授他前一年入越见学经验，战斗开始后，他沉着冷静积极指挥战斗，要不是班长拉他一把，可能就牺牲了。这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极有力地鼓舞了士气。截止7月15日止，21名师团干部入越后共下部队546天，其中，六O二团政委郭秀成68天，六二O团政委王志民64天，师任培堂副政委58天，孙副政委51天，续志达副师长51天，胡鹏举副主任57天，王世恒副参谋长40天，三十八军高炮营政委范章华同志大部分时间是在连队度过的。当然也有的人一天也未下去。

部队之所以越战越勇，越战士气越高，就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战前动员、战中鼓动、战后讲评、评功庆功等政治思想工作。政治部把评出的功臣、英模事迹及时刊在《战地快报》上，号召大家学习。我们对《战地快报》是舍得投入力量的，在入越前就抽调了人员，起了刊名，任命何士吉为主编，郝树发、李丰满、鄢无超等5人为编辑。宣传科副科长汤之铭、宣传干事沈道弘两人把主要精力也放在为小报改稿撰稿上。我也经常在深夜同他们一起审稿编稿定稿。他们为审理下边送来的大批稿件，几乎每天都要通霄达旦地工作，保证第二天早晨见报。小报印刷量高达370份，发到排和分散的班、值勤点。特别是在远离祖国很少很迟才能见到报纸的情况下，小报成了战士们的重要精神食粮。副政委任培堂同对小报很关心，经常过问，有时还亲自参加审稿、撰稿，他亲自写了一首“打打打，狠狠地打”的歌词并配上曲，刊在《战地快报》上。因歌曲亢进激昂，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小报不仅很受战士们的欢迎，也受到了广州军区和沈阳军区及军委炮兵的表扬。《战地快报》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1月29日的战斗中六O五团出现了伤亡，团里干部认为没打好仗流了泪，我和林殿卿副师长立即赶到高机连阵地上，发现二枪手刘宝山等十多人的事迹很不错，就很快整理出来，结合击落敌机1架首战告捷的消息刊在第二天早晨的《战地快报》上，消息一传开，极大地鼓舞了士气。3月12日，我和沈道弘撰写了《好干部、好党员、高风亮节的郑若杜》一稿，刊出后在部队引起了极大反响。宣传队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入越前师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宣传队，到广州军区后又加入了几个女红卫兵，配备了专职队长指导员。入越后深入到连队，除协助抢救伤员外，主要是收集在战斗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编成节目，利用战隙，对部队进行演出。在越作战期间，其编小节目56个，演出62场，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回国后还到兄弟部队巡回演出一个多月，共演出42场，有力的推动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普遍受到了好评。

美国俘虏  袁守范提供

利用被我俘虏的美飞行员口供进行思想教育，也是加强政治工作的一个好形式。捉到飞行员后，都要进行审讯，有时我和张政委一同审讯，有时由我审讯。一天，我击落2架敌机，飞行员1名被越方捉走，1名着伞落太原以南两公里锦草县3号公路左侧，被我六O四团抓获。当六O四团刘传文副政委把人押送政治部时，午夜12点已过。因为天明要把俘虏交给越方，我立即把英语翻译找来进行审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詹尼斯。”飞行员回答。我又问：“你多大了？”他说：“28岁。”问一般的事他都讲，叫他跪下做投降状照相也服从，但当涉及军事秘密的事他就不讲了。如我问他从何地何时起飞？共出了多少架次飞机？他说这事我不能回答。并反问：“如果你被我捉住了，我问你军事秘密，你能讲吗？”“你老实讲，说了你就自由了。”

“不会的，我们被捉住的飞行员至今也没有被放回去的。”詹尼斯答。

“你不说，提出去，把他枪毙了。”我佯作发怒地对英语翻译说。当守卫在我身旁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李国旺把詹尼斯拉出去后，他立即跪地等死。我军对俘虏的政策是人人皆知的，就连詹尼斯本人心里也明白，否则不会那么坦然自若了。当然大家更知道我是想吓唬他一下。当第二天交给越方后，听说一被打马上就招供了。当时他要吃饭，当我们把大米饭和炒肉菜送到他面前时，他久久不动手。翻译说“怕有毒”。我马上吃了几口，他才吃。跳伞时他的背摔坏了，我找20来岁的军医李英给他检查，他摇头，因为年轻他不相信。又找40来岁的李兴华军医给他检查，他相信了。其实小李比大李医术高些。

3月12日，我审问查理上尉时就不同了，问啥答啥。如我问：“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查理答：“你们是毛泽东的部队。”

我问”你是从哪里起飞的？”

答：“从克拉克机场。”

我问：“你们今天对太原地区共出动了 多少架次飞机？”

他答：“160多架次。”

我问：“你们约翰逊总统不是讲过，谁要是插手越南事务就打谁的庇护所吗？我们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打我们中国这个大庇护所呢？”

查理说：“那是政府的事。其实，他才怕你们进来呢。当得知毛的部队在太原后，上级就要求我们格外小心。当我飞临太原上空时，腿就打哆嗦，特别是俯冲时。”

当我又问：“你们每个飞行员身上为什么都带上13国文字的投降书？”

查理说：“为壮胆呗。”

我们及时把审理的情况交给部队，也是一种有力的鼓励。

利用祖国人民的关怀，特别当广州军区对师通令嘉奖后，进行了大力宣传，有力激发了部队的荣誉感。把战场抢救也当成一项重要的政冶工作来抓。因为这项工作不仅是抢救伤员的问题，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得好与不好影响极大。“3.10”、“3.11”两天，负伤的较多，单靠医务人员抢救不够，我们就动员了所有能参加的干部战士都来做抢救工作。一二一医院做的很出色，副院长邱凤林、教导员郎益华、内科主任刘延泽、外科主任范仕升等领导同志都能自觉主动地抽空到前沿阵地去背伤员。邱凤林背了一个比他胖的伤员，汗流夹背向下跑，战士们很受感动。为了使伤员得到及时抢救治疗，广州军区总医院外科李主任、广州空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南宁三O三医院外科主任等，也先后来到六十二师驻地。他们之间曾为了六O四团战士刘建列深度昏迷、是开刀还是保守疗法产生了分岐。广州空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张开颜主张取出脑中钢珠弹，广州军区总医院外科李主任则主张保守治疗，二人发生了严重的口角。一个说“不开刀就会死”，一个说“开刀就会死”，争执不下。在讨论时我说，大家看哪种方法更妥当些？多数同志同意了广州军区总医院李主任的意见，先用一辆载满沙子的解放大汽车把刘建列运到广西南宁飞机场，再用一架大型客机转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听说这架飞机还是毛主席曾经乘坐过的。后来，昏迷48天的刘建列终于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抢救下痊愈出院了。但颅内的一颗钢珠至今仍在脑中。刘建列荣立一等功，后任六O四团宣传股副股长，现已转业。由于我们抢救及时治疗认真得当，整个在越南战斗中出现的伤员，无一人因延误时间抢救而死亡。所以战士们都说，“放心打吧，负伤后有人管。”

在师党委领导下的万名指战员认真贯彻了军委提出的“在异国作战要遵守纪律，尊重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越南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要求。根据上述精神我们又特别强调了对越南妇女的尊重，政治部曾规定：“不准一人进民房；不准一人接触青年妇女；不准坦胸露背；不准到群众洗澡房冲洗；大小便要隐蔽并要避开妇女。”对违犯者的处理也较国内严厉。如六O五团高机连司机李殿歧4月12日被一名女教师拉去发生了两性关系，虽然是他主动交待也开除了团籍、记大过处分。六O二团修械所技工段福连4月24日上午9点半钟潜入驻地一妇女宿舍，当该女进屋取衣时，强拉床上企图强奸，隔壁群众听到喊声赶来抓住段。虽然越方要求不要判刑，但为了维护我军的声誉还是判刑一年开除军籍。还有十六军高炮营一名司机被越南妇女拉去发生了两性关系，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另外六O二团三营营部司机苟子春、助手吴春和，于5月9日6时在3号公路59公里处压死、撞伤各1人，前者判刑1年、后者开除军籍。我们给死者抚恤人民币5000元，伤者2000元。入越期间除发生了上述几起违纪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外，再无发生任何违纪案件和事故。加之，我们仗打得好，又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越南人民群众对我军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如老乡说：“从未听说也未见过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军队”。越南上层多数领导人当时对我军的评价也是好的，胡志明主席就称赞说：“太原高炮师仗打得好。”按原计划，部队应于7月20日撤离，越方又挽留了1个月。

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韦国清等中国领导人在越南人民心中，威望是很高的。那时国内正在揪斗刘少奇、韦国清，富平县委员长黎于胜激昂地对我说：“韦国清、刘少奇是你们的大功臣哪，红卫兵懂什么！怎么能那样揪斗他们呢？听了真难过，我们实在不忍心。别让红卫兵斗他们了，你们不要就送给我们越南吧！”总之，我们深深体会到，越南人民群众对我们是友好的。就是上层中多数人也不赞成一小撮人的反华行径，如毕业于我南京军事学院的越北军区司令员平加，即是其中的一个。1月29日，我击落敌F-105飞机1架，越方不认。1月30日上午，平加约我到六O五团二连阵地上去，他跳下车就用熟练的汉语高声喊道：“同志们辛苦了！祝贺你们昨天击落敌机1架！”随他来的一位参谋问他讲了什么，平加笑着对我说：“他不懂汉话。”平加又指指他的军衔说：“我吃不开。你看给我一个豆（指少将军衔）。”越北军区政委朱文晋是上将军衔、中央军委。他对我们的态度就谨慎些，和我们会谈中语言很少，态度严肃，从不带笑。我和平加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有病时，他带领越军医生来看望。我曾送给他一打背心。撤军时，他约我以后给他通信，因我有纪律，也怕牵连他，未去过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机窜到我防区的架次比以前减少了，所以相对的我击落敌机的架数也减少了。

1967年8月24日，我部奉命撤回国。当部队行至高平时，发现高平至我国水口关30公里的一段路未修通，当时感到很奇怪，后来听工程支队的同志们讲，我方曾多次提议修通这段路，因越方内部有分歧未达成协议。我国派出大批工程部队，为越方修公路、铁路、机场，越南内地的都已完工，唯独靠近我国边境的这段路不修，其戒心可见。

1967年8月25日5点30分，部队最后从云南省龙洲县水口关开进了祖国，受到龙洲地区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师在越南作战215天，报击落敌机100架，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多。前期报的比较实在，受到军委的表扬。后期报的比较虚，受到军委的批评。一次在北京开会，炮兵副司令黄登保同志对我说：“你们怎么非凑一百架？”俘虏美飞行员17人，击毙18人。记一等功者24人，记二等功者78人、三等功者2171人；记二等功连队4个，记三等功连队15个，记三等功排15个，记二等功班29个，记三等功班142个。我伤亡514人，其中亡84人。我们的伤亡主要是美新研制的菠萝弹所致。一天一架大型轰炸机在师部卫生科上空投下了2颗重磅炸弹，卫生科的住房几乎全部被炸毁，接着又飞来1架大型飞机，投下了两箱菠萝弹。在抢救伤员时，我和卫生科长刘诚步量了一下，散落的面积大约有1千米长、500米宽，由于事先隐蔽了，所以伤亡较小，只有卫生员彭胜义和炊事员李主生、李武堂3人隐蔽在附近土洞里，被炸弹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牺牲，3天后下雨冲走泥土才找到尸体。10年后中越交恶，人们议论最多的是长眠在灵岩山下的烈士英灵，不少人愤怒地说：“我们的血白流了，我们的命白送了。”我说：“血是不会白流的。命是不会白送的。因为我们的形象巳深深扎入越南人民的心目中去了，迟早会有一天，进步力量会战胜邪恶势力，中越两国人民定会在全新的态势下，重新友好起来。”历史的进程终究会证明这一点。正像越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范甲雄说的那样：“由胡志明、黄文欢、毛泽东、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建树起来的中越友谊，是根深蒂固的，乌云终究是遮不住太阳的”。

（1990年8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