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拂晓，部队到达了我们要保卫的目标——越北太原市，这是一个仅有1万5千人口的城市。太原市虽说人口较少，但它的战略地位，经济地位却很重要。它是越南的重工业基地，越南的钢材电力大都出产在这里。师指挥所设在灵岩山，后搬到大象山。政治部设在娜妮沟，后移到灵岩山。大象山是矿区，有一个宽50米、长100米的自然山洞，洞内温度在20度左右，作战室设在其中。灵岩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不仅有一个大岩洞，洞内有无数的大蝙蝠飞翔，洞下有暗河潺潺流水，整个大山被名目繁多的大树所覆盖，树上无数的猴子在跳跃，花木争艳，百鸟争鸣，美景如画卷，环顾似巨图，大家有置身园林之感。

我们的任务是：抗击美国空军的轰炸，保卫太原市钢铁厂和发电厂。两个厂子都不大，钢铁厂和我国大炼钢铁时的小高炉相差无几，发电厂也只有我国哈尔滨产的4座锅炉。越方把这两个厂子看得非常重要，在会谈中越方对我们提出：保住这两个厂子不被美国飞机炸坏，是你们唯一的任务。钢铁厂是我们越南的命根子，发电厂是我们越南团结的象征。进而向我提出采取苏军打法，实施拦阻射击，也就是说要我方保证，不准飞机靠近保卫目标，远距离开火。我们则坚持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集火近战，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而达到保卫目标的目的。对越方说：在制空权不在我方的情况下，不让敌机靠近目标，保证目标一点不受损失，那是办不到的。为此，在会谈中双方经常争论不休。

师党委部分成员入越前在友谊关前     张克里提供

由于师党委从一开始就认真深入地进行了三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的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全体指战员士气很高，斗志很旺，求战心切。部队进入太原地区后，没有休息就连夜上山修筑工事。1月29日下午4点，美空军F-105型飞机多架飞临阵地上空，因为美帝空军还未发现我师已在太原地区，所以还和往常一样，飞得很低。当敌机向下俯冲时，我火炮一起开火，顿时太原市上空浓烟滚滚，敌机发现我地面高炮，纷纷升高。我击落敌机1架。这是入越第一仗，虽然实现了首战告捷的要求，但总的来说，这一仗打得很不理想。在敌人还未发现我在太原地区，敌机飞得那样低，架数又多的情况下，本应多击落几架敌机，但由于较长时间不打仗了，缺少经验，未能这样。不过，这一仗后，各级很快总结经验教训，给有功人员请功庆功，对伤亡人员妥善处理，保证了部队有高昂的情绪。2月3日下午4时，又击落敌机2架。2月4日下午4时，再击落敌机1架。

每打一仗后，师指挥所就在作训科长牛进范主持下和袁师长参与下，对敌情及战术进行研究。尤其是参谋长封爱民经常深入到各团，研究敌情，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提出不同的战法。所以，仗越打越好越打越精。

3月10日，敌人经过一番准备后，对我防区实施狂轰滥炸，我全体官兵奋起反击，一举击落敌机8架、击伤3架，我师击毙飞行员1名、活捉飞行员3名。3月11日，敌机红眼了，对我阵地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攻击。前后出动了10批49架次飞机，采取多路多架多层次的手段对我防区实施密集轰炸，企图把我摧毁。根据毛主席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我沉着冷静，集火近战，给予来犯之敌以有力的回击。一举击落敌机10架、击伤2架，活捉飞行员7名。这样，仅3月10、11日两天，共击落敌机18架，击毙飞行员1名，活捉飞行员10名。这一下可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引起了各方面的巨大反映和震动，特别是太原市的群众纷纷奔走相告，欢喜若狂。我军士气大振，受到广州军区和军委的通令嘉奖。在这大好形势下，师又召开了一次大型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总结前一段的政治工作经险，表彰先进个人和单位，特别表扬奖励了积极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优秀军事干部，并明确严肃地提出：越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戒骄戒躁，越要谦虚谨慎，为争取更大胜利更大光荣而努力。

美空军白天攻击受阻，改为夜间雨天偷袭，夜间出动的飞机多数是从海上军舰起飞的。白天，飞机多数是从泰国起飞。4月3日夜，是个雨天。美4架A-6A全天候飞机从军舰上起飞，来袭击太原发电厂。我探照灯营一起开灯，火炮顺着灯的光束，一串串炮弹射向敌机，飞机的轮胎被我打掉一个，后来这个轮胎被带回国放在师的陈列室里。发电厂一个锅炉被炸坏，为此越方向我提出质问。美空军对我方的雷达特别重视，因为靠它，飞机还未来临，我们已经捕捉到目标，并迅速将获得的诸元赋予指挥仪，指挥仪就自动按计算程序指挥火炮向敌机射击。所以敌机就千方百计地想毁掉我们的雷达。敌机攻击雷达一般采用两种手段，一是飞临雷达上空直接轰炸，一是利用我雷达发出的波束，用”百舌鸟”导弹远距离对我雷达实施攻击。“百舌鸟”导弹长3.7米、重180公斤，最大射程为45公里。一次我正在六二O团三连阵地上谈话，白连长猛然把我一推说“百舌鸟”，我被推下掩体，导弹在雷达附近爆炸，我无恙，雷达受损，白连长负伤。

在这些激烈战斗中，部队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1月29日战斗中，三十八军高炮营机枪手孙景山同志脊骨被断两截，脾脏被打坏。当别人扶他时，他手捂着溢出的肠子说，别管我，我顶得住，快去打后续目标。他入院后多次休克，当醒来时还说：“请转告师首长，这个仇记在美帝国主义头上。”他牺牲后被追记一等功。

六O四团副指导员王克京被菠萝弹击伤36处，失血过多，生命垂危，当连队卫生员小马去始他包扎时，他说：“我…不要紧，快…快去给别人包扎。”当背起他向下撤时，他说：“我不下去，我要和大家一起严惩美帝。”我们多次组织撰写他的事迹，在《战地快报》上宣扬他的顽强无畏精神。当时六O四团报的是二等功，我请团再研究能否报一等功。当时师被授权可以批准一等功。战后一次我和后勤部副部长王学舜随王克京去营口他家探视，见到了市委书记郭凯。“很多人知道王克京这个名字，他不仅是你们师的光荣，也是我们营口市的光荣。” 郭凯边向我们敬酒边指着王克京对我说。因为郭、王二人均是九大代表，王还曾当选为沈阳军区党委委员，后来任大连海军预备役高炮师参谋长。

在3月11日战斗中，六O五团宣传股长郑若杜同志临危不惧，挺身出现在六连阵地上，他用响亮的口号喊道：“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昨天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它，今天我们要打得更猛更狠，叫美国强盗有来无回。”他在飞机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的激烈战斗中，跳进一班阵地，一面喊着鼓动口号，一面帮着六、七炮手压弹递弹。敌机俯冲了，班长赵义劝他去隐蔽，他说：“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多一个人就多份力量。”

“炸弹下来了，股长快隐蔽。”赵义便拉边喊。

“别管我，要狠狠……”直至中弹牺牲，他没离开炮位一步。

当战士们看到郑股长牺牲时，都泣不成声，班长赵义两臂颤抖地喊：“要狠狠地打，为郑股长报仇！”

郑若杜是长沙市人，出身于旧官吏家庭，父亲在北平旧政权工作过。他1949年入伍，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担心家庭出身历史影响自己入越参战，曾带着很厚的澄清书到我家，一直谈到深夜。我对他说：“你家庭这段历史，我曾去大连你姐姐家和北京你父母处当面谈过，你的历史已查清，组织上对你是信任的。”他听后很满意，高兴地说：“请史主任转告师党委，这一次入越，我要下到连队去，勇敢作战，认真锻炼自己。”说完笑呵呵地敬礼转身而去。其实，师党委早已预定他担任师宣传科科长，最迟援越返回就可任命。他牺牲后，遗孀杨淑贞身边已有两岁小女儿，我师、团机关常去她家看望并给予经济支援。我本身就去她家3次，目前不知如何。

上述这3位同志的事迹突出影响最大，是知名度最高的人物。师政治部曾研究把他们3人向广州军区申报为战斗英雄称号，材料已写好，因故未上报。在3月11日的战斗中，六O二团一连四班的同志们边打边喊：“替越南人民报仇，为祖国争光！”大炮怒吼敌机乱窜。四班的同志们越战越勇，有的战士索性脱去上衣赤着身子操作，颗颗仇恨的炮弹射向美国空中强盗。在四班和全师火炮打击下，敌机有的“倒栽葱”，有的“空中开花”，有的狼狈逃窜。全班7人英勇作战，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篇。最后只剩下班长吴玉贵一人，仍坚持战斗到底。战后全班记功。

“3.10”、“3.11”两天的战斗后，部队出现了两种思想，一是轻敌，二是恐美。打了胜仗之后不少人反映，美国确实是纸老虎，不堪一击。不少单位的火炮、汽车伪装放松了，大白天不经伪装的汽车到处跑。一天，六O二团四连一辆满载弹药的运输车被我和孙副政委碰上了，“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不伪装就大白天开出来了？”孙副政委质问道。司机说：“没关系，美国被我们打得再也不敢低飞了。”我批评了他一顿，他才不再犟了。同时也出现了相反情况，看到我有些伤亡，产生了恐惧心理，多年末曾发生的事故也发生了。六Ｏ四团三连四炮手柏厚林为了达到遣送回国的目的，公开书写“美帝必胜越南必败美帝必胜中越必败”的反动标语，并于3月12日晚逃跑，被人民军送回来。六Ｏ四团一营高机连四班二炮手周树学自伤小腿造成粉碎性骨折；六Ｏ五团一连一班炮手李海山公开说：“我得想办法回国。我怕死在越南”；六Ｏ五团高机连战士王国录战后钻进防空洞不出来，大家找了一天才找到。“3.11”战斗中，五十军高炮营一个班（炮）被重磅炸弹爆炸所埋，当我和孙副政委、封参谋长赶到后，看到战士们围着个十多米深的炸弹坑议论说：“唉呀我的妈呀！这钻到什么防空洞里也不顶用啊！”有的干部，甚至个别团的干部也产生了畏敌思想，如某团参谋长怕上无掩体的指挥所，还有位团的干部怕出山洞指挥所，把老鸦当成了飞机，闹出一场笑话。

政治部在孙副政委的参与下，对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轻敌、恐惧这一对矛盾比较突出，应集中力量狠抓，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这立即得到师党委的支持。3月13日，政治工作会议在政治部所在地娜妮沟召开。各团主任、各营教导员和介绍经验的少数连队指导员参加了会议，续志达副师长和孙玉林副政委从头至尾参加了会议。会议大声疾呼地提出：一定要把战场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定向把关一抓到底决不动摇，并提出彻底搞臭单纯军事观点、彻底搞臭畏敌怕死的思想，戒骄戒躁争取更大胜利！上述的要求和口号，在会议结束第二天就刊在师办的《战地快报》上。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经过贯彻讨论，很快深入人心，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师上下情绪振奋斗志昂扬，从此以后部队再也未发生过自伤和逃跑现象。这次会议对扶正压邪巩固部队提高士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师青年工作会在政治部“门”前合影           袁守范提供

但由于要求过急，口号过激，特别是“两个搞臭”的口号强调之下，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反映：在政治高于一切，“四个第一” 压倒一切的气候下，对一些人特别是军事干部造成了不少的压力。这是不利于军政团结的。为了贯彻政工会议精神，三十八军高炮营政委和营长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我去蹲点住了3天才解决。虽然会议内容是经党委通过的，两个口号是广州军区工作组交待的，但上述要求和口号均是由我提出并强力推行的，并又由我编刊在《战地快报》上，所以这个责任责无旁贷的应由我负，回国后我向党委作了检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正精神抖擞工作着，幽门不通了，28天大便不通，22天不能进食，只好靠输液维持，用了不少药也不见缓解，肚胀得鼓鼓的。一次公务员张玉福端着做好的面条含泪说：“史主任你坚持着吃几口吧！”孙副政委见我不吃饭，很难过地说：“你每天打夜班一点不吃怎么行啊！”管理员董生、副主任胡鹏举每天为我吃饭找医生忙个不停，越北军区后勤部还派来了医生为我进行检查。孙副政委两次陪我去一二一医院灌肠，都不能确诊。一天孙副政委说：“每天洗个温水澡可能会好些。”就把他的用美机残骸做的大铝盆送给我了。孙副政委前后七八次劝我回国进行检查，我怎么能忍心离开战场呢，所以都一次次拒绝。后来一二一邱副院长再三劝我，孙副政委强力催促，我只好去南宁三Ｏ三医院检查。云主任说：“飞机票买好了，明天送你去广州军区总医院。”我问：“什么病？”云主任说：“幽门堵塞。可能得手术。”我拒绝去。又过了几天做钡灌肠时，Ｘ线医师给我打了一支阿托品，半小时后钡通过幽门。“通了。”医师把我的肩一拍笑着说。我也笑了。经过几天的按摩推拿，病情稍有好转，虽然云主任不同意我出院，在任培堂副政委来医院看望我之机，遂返部队。这一病使我在如火如荼的援越抗美战场上损失了17天，深感愧疚遗憾。但通过这件事看到了同志之间的友谊和关怀，使我得到了极大鼓舞，干劲倍增。返回部队后，和孙副政委、胡副主任同吃同住同下部队同开夜车，真可谓配合默契，形影不离。我曾对孙副政委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孙说：“同志之间本应如此，特别是在国外作战时期。”为什么插上这么一段多余的话呢？只想论证毛主席的“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教导是何等英明。

在越南，为了保障战斗任务顺利进行，根据军委的统一要求，我师在入越前，增设了友谊科，科长刘文仁，副科长黄志忠。各团由一名副政委专管，师由孙副政委兼管。这项工作又多又碎又直接影响着中越关系，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在越南作战不同于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一来是公开的，二来朝方对我又无限制。援越抗美一来是秘密进去的，二来是越方对我们的限制特别多，诸如，不准我们给群众看病，也不准群众来部队看病（当然偷着来看病的群众还是不少），不准邀请群众来部队看电影（偷着来部队看电影的人员相当多）。一句话，就是不准我们接触群众。不准随意上山打柴，要去的话先得由他们指定地域。打下飞机，越方一般不承认。他们规定飞机掉在哪个省就算是哪个省打掉的。可是越北区就有16个省，有的省甚至比我国的县面积还小，飞机一掠而过。我们为此经常和各省争论。一次，1架飞机掉在北太省，经过争辨，北太省承认飞机是被我击落的，可在中越军队双方会谈时又争得面红而赤。孙副政委很生气地说：“省里都认为是我部击落的，你们怎么还不承认？”越方说：“省没有我们掌握的情况准。”在越南打掉了飞机，要想寻找一架较完整的残骸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越北特别是太原地区到处被森林覆盖着，人进去想出来就很困难。为此师还专门成立了拣残骸小组，组长由副参谋长王世恒同志负责。

18岁越南姑娘阮氏灵，得了阴道瘙痒症，瘙痒难忍，几度想寻短见，一天由母亲陪同来到一二一医院求诊。没有药，邱凤林副院长和朗益华教导员就派人回国买药。快治好时被越方发现，硬把她拖回去了。一次六O二团驻地演电影，许多群众来看，突然来了几个越南军人，强令驱赶群众，在我方的交涉下才把这场电影演完。群众对政府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满的，但他们不敢怒也不敢言。一次，越两位官员，找到六Ｏ二团五连说柴拣多了，钱算少了。连队补了钱才算了事。还有一次因火炮阵地距越北军区政委朱文晋的别墅近了，又要会谈解决，其实这别墅早就没人住了。六二Ｏ团副政委丁长生同志在友谊方面做的比较突出。他把友谊和纪律当成自己的基本任务，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还常在战斗空隙组织部队给地群众解决些困难。在越期间他们全团偷着给群众看病273人次、助民劳动269人次，偷着请群众到部队驻地看电影824人次。全团在越作战期间，未发生任何违纪事件和较大事故，曾受到师党委的表扬，越方也非常满意。

总之，凡是和越方接触，友谊科都得出头会谈。为解决我与越方的矛盾，增进友谊，更好地进行战斗，友谊科做了大量工作。回国后我曾对孙副政委说，你在越南215天中碰到并解决的争执比我在朝鲜7年半时间遇到的还多数倍。

山崖下的师友谊办公室驻地

1月29日的战斗是六O四团在接人民军防地时进行的，当战士们看到人民军用的是我国包头产的新100高炮，而自己使用的还是1939年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使用过的旧85高炮时，都非常不满。更可气的是，我们的战士为越南牺牲后，越方不准用中文写碑志，经我与越方多次协商，由我支队自做墓碑，这才在墓碑上写上了中文。越北军区司令员平加曾对我说：“胡主席曾严肃地说过，有的人总想反华，在我死之前不准反……”这也就是说，反华势力早就在上层少数人中存在了，只是条件还不成熟才未敢大闹。当然，他们对苏联也是有戒心的。前边已经说过，把师改成后勤支队，就是为了堵住苏军派兵的借口，那时越南对中苏的态度，基本是平衡略偏于中国的，只让苏联派遣技术人员和顾问。在太原地区就有一个由苏联顾问指挥的越南人民军地对空导弹部队。按击落飞机的系数规定，每发射1枚导弹就报击落敌机1架，可我们就眼看到连发射了2枚导弹，飞机安然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