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论坛博客 | 通讯录
网站首页
组织沿革
光辉历史 续谱新篇 主要荣誉 名人传记
创业精英
老兵回首 战友情深
养生保健
新闻动态
通讯录
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老兵回首 - 援越抗美 >> 正文
难忘岁月——秘密赴越作战的中国红卫兵
发布日期:2009-12-28 22:56:19    浏览人数:10720
版权归本网与作者共有,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高炮六十二师战友网 www.62gps.com

高敏贵
美国华盛顿    20037
  北美东海岸的夏季是个多雨的季节。
  那一年, 我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参观访问。在华盛顿的那些天里,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物就一直笼罩在雨幕中,若隐若现。
  我有些担心我的参观行程,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它甚至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重要的参观目的地。
  雨终于停了。
  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国家大草坪,显现出了一派雨后的葱绿。我在寻找着一处美国著名的建筑物一一越战纪念碑。
  身处国家大草坪,要找到越战纪念碑并不困难,只是,它截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巍然高耸的柱状或塔状纪念碑。美国越战纪念碑几乎是建在地平线以下,显得十分“低调”,这与美国人一贯的行事高调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来到了纪念碑跟前。
  站在草坪上从远处望去,不经人特别介绍,也许参观者很难意识到眼前就是一座庞大的纪念碑。
  这是一座横躺在大地上的建筑物,若从空中俯瞰就像是一个颠倒的开口很大的字母“V”,或者像一本看了一半,书脊朝上放在绿呢桌上的书。
  沿着一块缓缓下陷的坡地行走,纪念碑显约15o度的大钝角向两边伸开,一边指向林肯纪念堂,一边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向两边延伸的百米墙面上,贴着像镜子般平滑的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名字。
  一共有58132个名字。
  那是58132名参加越南战争而一去不复返的美国官兵的名字。
  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已成无数个美国家庭心中永远的创痛。
  据称,纪念碑的设计者解释过这个嵌入地下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留下了这个不能愈合的伤痕”。
  有人说,越战纪念碑的造型像一个反过来的“V”字,暗喻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
  也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的“哭墙”。数不尽的美国人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在阵亡军人名字的碑刻前掬上一捧泪,带走的还应该有深深的思索。
  从1961年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侵入南越开始,到1973年3月兵败撤出,美国在越南共投入近6O万兵力,死伤十几万人,更是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越战也因此被美国人民称为“最肮脏的战争” ,同时,也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唯一的一次失败的战争。
  36年前,我曾经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亲历过这场战争,我们是胜利者。
  此时此刻,我正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站在纪念碑前。
  起风了,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掠过美国国家大草坪。在风中我微微地眯起了双眼,我的胸中狂涛般翻滚着,如暴风袭过的海面,久久不能平静。
  战争,它仅仅是人类相互屠戮的手段吗?人类在战争过后学会相互宽容了吗?
  在纪念碑前,有不少人在缓缓走动,双眼认真地看着墙面上刻着的名字,神情十分凝重。
  我特意留意了那些从纪念碑走过的孩子。他们顺着长长的黑色墙体,抚摸着一个个名字,眼睛怯怯地、纯净地,盛满着对历史的敬畏。他们无疑是幸福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没见过当年越南丛林里飞机轰炸时的骨肉横飞,也听不到受害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他们无从体会战争地狱般的残酷。
  想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
  36年前那一段峥嵘岁月又浮现在眼前,一张张战友的面孔,一幕幕在战火中拼杀的场景……
  青春的年华,满腔的热血,革命的豪情……那时的我们好年轻啊。
  雨,又开始从纪念碑上空浙浙沥沥地洒落,渐渐地越下越大,转眼就成了 倾盆大雨。
  那一定是来自天堂的眼泪,那些战争中死难者的眼泪。
  雨水打在我的眼睛里,有些涩,眼前一片迷蒙……
 
长征在边境线上
  中越边境地区        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正在北京读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怀着对革命前辈的敬仰,期盼铸就生命的辉煌,一支又一支的红卫兵步行长征队组织了起来。在田野间,在山岗上,他们背着背包,举着红旗,捧着毛主席像镜框,奔向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
  那是个狂热的年代,也是个充满激情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年代。
  当时,我们一批在京就读的广西籍大学生,在广西师范学院门前(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位于桂林市内 ),校园内也组织了一支步行长征队,名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有17人,全部是男生。其中,清华大学7人、中国科技大学2人、中国人民大学2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北京政法学院1人、北京铁道学院1人、北京农业机械学院1人、北京工业学院1人。
  我们计划先坐火车到南宁,然后步行,经上思、海渊、宁明、凭祥到龙州,沿着红八军走过的路,步行长征到井冈山。后来,有一些桂林市的女中学生知道了,也要求参加,和我们一起长征。我们抽出几个人,分别到这些女生的家里,去征求她们家长的意见。她们的父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自己的女儿能和我们一起去长征非常高兴。
  这样,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共有了27个人。
  我们选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为队长,他是一位清华电机系大四党员学生,还选了一位科大的学生为副队长。1O位女生中选出一位副队长,主要负责女生的事。
  上世纪6O年代中期,我们的南方邻国越南,那里的丛林中硝烟正浓。
  我们从各种新闻和宣传中得知,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支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解放南方,统一越南。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打击下,南越傀儡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新换上取代文官政府的阮文绍军人集团政权,也是风雨飘摇。美国约翰逊政府很头痛,便威胁北方,如不停止支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战争就要升级,将要轰炸北方。胡志明主席的态度很强硬:不管战争怎样升级,支援南方也绝不停止,这是越南自己的解放事业。假如美国轰炸北方,他就要请求国际支援。
  越美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战争不可避免地升级了。从1964年7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出动飞机对越南北方的城市、工厂、铁路、港口等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滚雷行动”,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支援。越南是我国“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尽管约翰逊政府以核战争相威胁,企图阻止中国援越抗美,中国仍义无反顾地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当时之所以选择途经中越边境的这样一条路线长征,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长征队的队员想到凭祥时,找个机会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当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也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个青年人。
  1965年6月9日,我国政府出兵越南“援越抗美”。但是,毕竟美国飞机没有越境轰炸中国,中国没有理由对美宣战,向世界宣告“援越抗美”。美国当然也知道中国是一定会出兵越南的,但是它更不愿向中国宣战:一个越南南方就已将它搞得焦头烂额,国内反对越战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它怎敢再向中国宣战?
  因此,中国的“援越抗美”就成了一场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战争。尽管当时的报刊、电台对中国“援越抗美”无只言片语的报道,只报道越南北方军队击落多少架美国飞机。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国飞机大部份是被中国高炮击落的,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求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
 
“偷越国境也是革命行动”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从桂林市坐火车到达南宁市,稍事准备后,连1967年的元旦都等不及过,12月29日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上思县。那里有十万大山,电影《英雄虎胆》中的剿匪英雄曾泰,就是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怀着对英雄的崇拜,我们要去十万大山走走。在上思县待了5天,我们又继续往前行。
  快到宁明县城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战争气氛。
  公路上,拉着解放军战士、高炮、军用物资的军车络绎不绝,离公路不远两旁的田野里,单、双管“37炮”昂首向天,严阵以待。
  我们都很兴奋,个个精神抖擞,前边举队旗和捧毛主席像的队员昂首挺胸,我们在队长的指挥下,齐声高唱:“说打就打,晦!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唱了歌又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听到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炮兵们从帐篷中跑出来看我们,给我们鼓掌;过往军车上的战士,也一边喊着“红卫兵、红卫兵”,一边向我们鼓掌、招手致意。他们可能有点意外,因为当时规定,大串联只到南宁市为止,这里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红卫兵”。
  过了宁明县,才走了半天多就到了凭祥市,这天是1967年1月13日。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历时半个月,行程数百里,终于到达了有可能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的凭祥市了。
  这是一个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南方小城市,四周群山环绕,一条小河从城边流过,小河两边长着翠竹和芭蕉树。这个时节,在北方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而这里却是流水潺潺,草木青青。
  凭祥市大约也就是五六万人口,一条不太宽的主要街道横贯市区。沿着这条街道,我们来到凭祥中学,住在凭祥中学的一间教室里。跟往常一样,一头睡男生,一头睡女生,中间用塑料布隔开。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去逛街了。凭祥市虽与越南仅一关之隔,但市区内反而没有多少战争的气氛,很少见军人和军车在市区内来往,商店照常营业,市面平静,市民生活正常。
  清华的一位同学和北工院一位同学,他们两人没去逛街,而是一同去邮电局发电报。他俩的行踪被一位机灵的桂林女生发觉,她也悄悄地跟去了。
  到了邮电局,清华的同学填写好电报单递给邮电局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一看,电报是发给周恩来总理的。电文的意思是(现已记不清原文):敬爱的总理,我们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27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援越抗美,做国际主义战士,请您批准。
  这位女同志看完,将电报单退还给清华的同学,说:“你们发这个电报没用,你们以为不管是谁往国务院发个电报总理都能看到?不可能的!我劝你们不要白花这些钱了。’这位清华同学拿着电报沉思了一会,拿起笔在电报单上加了几个数字,再递给这位女同志,说:“请您按照我写的加密发报,总理就一定能收到了”
  这位女同志看到加写的密码,面带惊讶地看了一眼清华的同学,尽管她不知道对面这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但出于职业的认识,她没再说什么就给发出去了。
  这位清华同学的密码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蒯司令”给的,“蒯司令”也是清华学生,名叫蒯大富。这位清华的同学和队长在从北京出来前,找到“蒯司令”,要求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的名称去广西串联、长征,“蒯司令”同意,并且给了这个密码。他说:这密码是总理的联络员给他的,总理需要尽快地了解全国各地运动中突发的重大事件以便及时处理,广西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你们就直接给总理加密发电报。但是,在平时一般情况下,不要随便用它。
  本来队长交代这两位去发送电报的同学要保密,暂时不要让大家知道,怕事情办不成,反而引起思想混乱,结果既不能参加援越抗美,又不能继续长征。没想到,这事却让跟去的这位女同学给捅出来了,当天大家就都知道了,纷纷向队长求证。队长只好召开全队会议,向大家宣布了此事,并要求大家耐心等待总理的回电。
  开始时我们很有信心,认为总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会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我们一边等回电,一边到工厂、街市去宣讲“十六条”,接待来访的工人、市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回电却杳无音讯,我们的信心一天天在丧失。这时,野战队里已有人在策划,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们的计划很幼稚,也很单纯。就是带上我们的学生证和红卫兵证偷越国境,到河内去找中国大任使馆,要求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
  我当时想:“总理日理万机,哪能顾得上我们这样的小事?等也是白等。偷越国境要看是为了什么?只目的是高尚的,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援越抗美,为了世界革命,偷越国国境也是革命行动!”
  于是在一天上午,.我和6名男生瞒着其他同学,颇费了一番周折,悄悄地翻山越岭,进入越南的同登。
  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沮丧到了极点。我们被越方的边防人员滞留下来,并通知中国的部队来领人,将我们遣送回国。
  当时我们还非常有情绪,不愿回国。那位代表中方来接收我们的解放军军官为此训了我们一通:“你们这些大学生真是胡来!我们入越前专门组织学习了好长时间,包括学习外事纪律。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尊重人家的国家主权。你们倒好,想来,就自己跑过来了,这是对人家国家主权的蔑视!你们知道吗?”
  不过,后来那位军官还是向我们转达:越南的同志说,对你们这样越境的方式他们不能接受,但对你们支持他们抗击美帝、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表示感谢。
  见我们7人被遣送回来,大家对参加援越抗美已不抱多大希望。
  长征队里人心已有些浮动,有的人想返校,有的人想回家了。我原来参加野战队长征,主要目的就是想到达凭祥市时,找个机会去越南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还不返校干吗呢?
  晚上全队开会,总结前一时期活动的情况,讨论今后何去何从。会上争论得很激烈,长征队面临解散。
   
周总理同意我们入越参战
  我们没想到,情况至此出现重大的转机。
  第二天,就在大家正忙着解散后各自的善后事宜的时候,我们所居住的教室里来了两个人,一个穿军衣,一个着便装。
  着便装的那人问我们:“请问,你们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的吗?”我们说:“是呀,你们要找谁?”这人忙作自我介绍:“我是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这位是广西军区的王参谋,我们要找你们的队长。”
  “你们好!我就是队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的队长闻声走了过来。
  “你好,我是王参谋,请你出来一下。”军区王参谋面带笑容与我们队长握了握手。
  队长点了点头,就跟这两人出去了。对这两位的来访,我们都在猜测和悄悄地议论。从两位的表情来看,似乎是好事情。
  我想:莫非是总理回电了?批准我们人越参加援越抗美了?一想到这,我的心就咚咚地跳起来。跳了起来,心头一阵狂喜!当我正想和清华、科大两位同学交谈时,队长回来了,他虽然是强作镇定,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我们都迫不及待地问他,有什么好消息?
  队长笑着说:“我和野战队的两位副队长跟他们两人去有点事要办,有什么消息回来再告诉大家。”说完,他们就和来的这两人一起走了。
  我们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队长把大家招集来,告诉大家:“刚才我们是去广西军区陈运春副司令员那儿,他说总理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给广西军区发了一份回电,并抄送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陈副司令员找我们去,就是向我们宣读总理的回电。
  队长刚说到这,大家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总理批准我们过去吗?电报上说了些什么?”两位副队长在一旁笑着说:“大家别着急,听队长把话说完。
  队长说:“总理批准了!”
  “好哇!”
  “总理是怎样批复的?”大家欢呼雀跃。
  “嘘!”队长笑着对大家说,“小声点,陈副司令员要求我们注意保密,从这一刻起,每个人都不准对别人说或给家人、同学、朋友写信谈援越抗美之事,以后也不能谈,只要国家没解密,一辈子都不能说。就是在战斗中牺牲了,也只是通知父母,是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如果哪个接受不了,他可以不参加,他要回家或返校都可以,由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买火车票送他回去。
  大家听了都说,我们做梦都想当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现在总理已经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谁还想走?谁要走谁就是逃兵,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
  我们一个个慷慨激昂地表示:坚决遵守保密纪律,只要没解密,至死不言,终身无悔。安静下来后,队长接着往下说:“为了保密,陈副司令员要求我们明天继续往龙州方向前进,让人们以为我们离开凭详市继续长征去了。出城以后,刚才来的那位王参谋在路旁一个地方等着我们,他会带我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向大家宣读总理的回电。然后,我们坐上部队开来的汽车,拉上篷布,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进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的留守处,大家就成了援越抗美的国际主义战士了。”队长还向我们解释:我们加入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援越抗美,是广西军区和凭详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到周总理的电报,与62支队联系后决定的。
  这一夜,大家兴奋得都难以入眠。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起来把行装收拾好,吃完早饭,我们背上背包就出发了。
  我们走出凭详中学穿过市区时,凭详市的一些群众还想挽留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是继续去长征呢。当我们走出凭详市已较远后,果然看到了王参谋等在路旁。
  他带领我们走到离公路不远的一个土坡上,让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就把大家召集拢来,从衣兜里掏出个笔记本说:“我奉陈副司令员的命令,向你们宣读周总理给你们回电的抄件。”
  回电原文现在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你们发来的电报已收到,同意你们加人中国后勤部队人越锻炼三个月。周恩来。
  王参谋将电文念了两遍后问道:“都听清楚了吗?”大家说:“听清楚了!”他还说了一些要加强纪律性、要注意保密之类的话。在等待车子来接的时候,我走到王参谋身旁问他:‘“总理回电的原件在哪儿,我很想看看。’”他说:“原件存放在军区机要室,我也看不到。”
  一到62支队的军营里,我们就来了个大换装。
  每人发给两套内外军装、鞋袜,一件军大衣和雨衣,一人还发一顶绿灰色的越式大盔帽 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每人还发给一本《毛主席语录》。发给我们的军装与国内的解放军军装不同,是越南的军便装。我们穿上这套军装,戴上大盔帽就和越南军人一个样了……
  我们原来所用的一切物品,每人打个包,写上自己和父母亲的名字及家庭地址,存放在62支队在凭祥市的国内留守处。假加谁在战场上牺牲了,尸体就地掩埋在越南的中国军人烈士陵园,他的包加上一张烈士证明书,给寄回家去。
  当晚,大家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互相高兴地评头品足.兴奋不己。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发枪,因为这是高炮部队,不是一人一枪,各个班里有几支冲锋枪,站岗、出勤时统一使用。
        
张政委和“100炮”
  第二天吃过早餐,支队政治部来了一位干部找到我们,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自我介绍姓郭,是政治部的干部.让我们就叫他“郭干事”。他说,支队领导要他和我们在一起,以后我们有事就找他。他通知我们,今天上午支队张政委要接见我们,让我们跟他去会议室。
  留守处没有楼房.全是砖木结构的简易平房。会议室是一间较大的平房,中间摆了一张长方形木桌,上面铺盖着一块红布,沿着桌旁摆放着二十来张木椅,靠墙还放了二十来张木椅,大概总共坐得下四五十个人。郭干事要我们留下几把椅子,叫大家都坐下。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张政委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胖一瘦两名军人.一进会议室,那个瘦的军人就大声说。“张政委和史主任来看望大家了。”郭干事忙带头站起来鼓掌,我们也跟着站起来鼓掌。                           
  张政委满面笑容,一边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一边跟大家—一握手,还不时地问道:“你是清华的吧?”“你是人大的?’在与女生握手时说:“好啊,‘不爱红装爱武装’,欢迎你们哪!”张政委大概有五十出头,稍显富态,由于长期身处战争的环境中,自有一种军人的威严。
  握完手,大家都坐下来后,郭干事忙向我们—一作介绍:这是我们支队的张政委,这是政治部的史主任,这是政工科的王科长。介绍完后,郭干事说:“感谢张政委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现在欢迎张政委给大家讲话。”我们又一次鼓掌,张政委说:“接到广西军区送来的总理电报抄件后,我们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广西军区进行了联系,欢迎你们到我们支队来锻炼。本来袁师长也要来看望大家的.但是实在太忙,抽不出身来,请大家原谅。刚才,我们就是在研究我们的‘100炮’怎么出关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100炮”就是指口径是100毫米的大炮。它的射程可达一万米高空,是威力 强大的防空炮。但是,它的炮身庞大、沉重,必须要用履带牵引车来拖拉,走过的路面都要被破坏。
  毕竟是一名来自前线的军人,说起“100炮”张政委就兴奋了起来,话题就从这里说开了。
  “我们这个师接受援越抗美的任务后,总部又给我们调来两个团加强防空火力。我们驻防地是北太省的太原市,它是越南的重工业基地,太原钢铁厂是美军飞机轰炸的重点。我们和兄弟部队在这里的火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保卫莫斯科的防空火力还要密集。但是,现代战争仅靠炮火密集是不行的。二战时德军没有超高空水平投弹的轰炸机,现在美国有了。B52轰炸机在一万米的高空飞行,投弹时根本就不用俯冲,二战时的‘ 37炮 ’,最高射程是400O米,B52哪里会把它放在眼里,只能等着挨炸,所以他们吹嘘B52是什么‘同温层堡垒’,去年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就是被B52轰炸的,可惜当时河内没有我们的‘100炮’。我们的‘1OO炮’就是专打这个“堡垒’的,它由雷达操纵捕捉目标,炮弹装有定时爆炸装置,即使不能命中目标,但它自爆时,目标只要是在100米的范围内照样要被摧毁。这样一发炮弹,就是一户中等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B52轰炸机敢来,我们就揍它下来。”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喝了口茶,笑了笑说:“我们与老美交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抗美援朝时我们的防空炮火是什么水平?以单管高射机枪为主,有几门单管‘37炮’就了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怕它,现在它更占不了便宜。我们的‘100炮’、‘85炮’、‘37炮’、高射机枪组成的火力网,不管是超高空还是超低空的飞机都能打。现在的“37炮’大多是双管,只要填弹跟得上,就像开机关枪一样,直打得炮筒发起红来。”
  张政委讲的这些,我们是闻所未闻,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
  他问我们:“你们听说过‘雷公’式飞机吗?” 我们有的人点点头说:“在报纸上看到过。”张政委说:“所谓‘雷公’式飞机,就是F1O5飞机,它是战斗机,也可带弹轰炸。它有个加声器,在俯冲投弹时开动加声器,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打雷一样,从心理上来震慑对方。我们的‘37炮’可不管它是‘雷公’还是‘雷母’,就是专门揍它的。它俯冲到1000米左右时投弹,投完弹爬起来刚露肚皮,我们的“37炮’马上开火,‘雷公’就得‘倒栽葱’。
  我们都笑了起来。张政委接着说:“现在我们的高射机枪,有双管和四管的,灵活机动火力凶猛,低空偷袭的飞机敢到阵地上来,就要打得它身上像马蜂窝。
  张政委侃侃而谈,抬手一看,不觉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他笑笑说:“对不起,下面还有一个会,就谈到这里吧。今天大家都见过面了,你们都看到了我张某人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以后见了面也好打个招呼了。”我们大家都笑着说:“我们一定会给您‘立正’、‘敬礼’。”张政委说:“现在全国都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按中央的规定,像我们这样的部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只是进行正面的教育,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里来锻炼,向战士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说完,他问史主任:“你也讲几句吧?”史主任摇摇头说:“下面的会时间到了,我就不说了,以后机会还多。”张政委说:“那好吧,下面让郭干事和你们再谈些有关事情,我们就先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欢送。
工程兵部队的“后勤部队”
  张政委他们走后,郭干事就和我们谈了起来。郭干事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支队的番号和编制。
  “我们这个支队的全称是‘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高炮师。为什么不用原来的番号,而称‘中国后勤部队’呢?因为我们没有向美国公开宣战,如果用原来的番号,我们再保密,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可以收集到一些有关情报,在国际上造舆论,攻击我们好战,而且也便于他们了解越南的防空力量和我们国内高炮部队的布防。”
  “那么为什么叫“后勤部队’,而不叫其他名称呢?”有人提出了问题。
  郭干事说:“我们早已向越南北方派出了大批的工程兵部队,美国也知道,但他们不能说什么。他们在越南北方狂轰滥炸,还能不准我们去帮助越南铺路架桥吗?大批的工程兵在越南北方不需要后勤供应吗?我们是工程兵部队的‘后勤部队’,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我们说:“好!这个名称好。”郭干事笑了笑说:“兵不厌诈”嘛,给他们收集情报制造点麻烦而已,他们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去搞情报的。”说到这里.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道:“因此,对一切援越抗美的部队.都有严格的保密的纪律要求,任何人不管是给父母还是其他什么人写信.都不准谈入越参战的事。一切信都要通过留守处转发,地址是广西XX箱,然后再写上你所在的大队和分队。你们从今天起.就必须严格尊守保密的纪律要求。‘军中无戏言’,以后谁违反了纪律就要接受处分。我们都说:“保证遵守纪律,令行禁止。”
  郭干事接着说:“为了援越抗美,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援越抗美总部,直接领导和指挥入越参战的各支队。支队是加强师的编制;下面是大队,属团级编制;再往下是中队是属营级编制;最后是分队,属连级编制。排和班的称谓不变,没有旅的编制。你们入越以后,男的直接到各分队,和战士们共同作战,我们是师级单位没有女兵编制,女的一部份到支队文艺宣传队,一部份到支队的野战医院。”
  我们男的听到能直接参加战斗,都高兴得叫了起来,“好啊”。女生知道,她们当然不可能到连队当兵,所以对这样的安排也很满意。
  郭干事还说,你们的待遇与战士们一样,生活费比国内提高一倍,津贴费与国内相同,每人每月6元,为了保密,发军队内部使用的代金品  ,用不完的话,回到留守处时再换成人民币。
  1967年1月23日,支队下达了入越命令。
  下午4点,好几辆盖着篷布的军用卡车开进留守处。郭干事和我们一起上了一辆车,每人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随着其他入越部队官兵启程出发。    
  马上就要进人战火纷飞的异国,人生崭新的一页已经掀开.国际主义战士的豪情在胸中激荡,每个人都兴奋不已.真想高歌一曲,大吼几声。
  这时,郭干事说话了,他语调平和地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兴奋,但是为了保密,支队命令.行军途中不准唱歌,不得大声喧哗,希望大家自觉遵守。”
  我们抑制住兴奋,撩开军车篷布的缝隙朝外看,只见外面飘着南国的春雨,我们的车队在群山中蜿蜒前行。
  车队在友谊关前停了下来。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宣誓: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支援越南的统一事业,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战斗,坚决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定将凯旋。
  此刻,一股国际主义战士的豪情在我们胸中升腾。
  车队向南驶出友谊关。
  在风雨苍茫的暮色中,中国唯一的一支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的红卫兵长征队,加入到援越抗美的中国后勤部队中,进入到了中美在殊死搏杀却都秘而不宣的北纬17度线。
  我记住了这个时刻:公元1967年1月23日下午5时3O分。
     
丛林中的战前教育
  越南太原市      1967年1月至2月
  入越后,各连队直接就进入了自己的阵地,有的在第二天就开炮射击来阵地侦察的美国飞机。
  我们27个人并没有马上分到连队参加战斗.而是由郭干事带着,跟政治部一起,住在62支队要保卫的太原市市郊的一处浓密的丛林中.接受战前教育,时间为期5天。
  这种教育战士们早在出国前就进行过了,而且时间比我们的长得多。我们是特殊情况,到越南战场才来补课。
  战前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学习毛主席有关革命英雄主义的语录,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后来的战事证明,这些语录背熟了,能够张口就来,还真有好处:在激战中,能大声吼叫、宣泄,就会什么都不怕。
  大声吼叫粗话和大声吼叫语录,在战斗结束后的评功摆好会上,得到的评价是大不一样的。虽然没人说你不该用粗话骂美国佬,但是你就不如吼叫语录的能得好评;吼语录的,是在战斗中用毛泽东思想鼓舞斗志,用毛泽东思想战胜敌人。如果在战斗中两人表现一样勇敢,吼粗话的只能得嘉奖,吼语录的就可记功。
  二是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有保密教育、遵守外事纪律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等。战士们对这些纪律都是严格遵守的。
  如保密纪律,我们的战士给家里写信,只能报个平安,有关援越抗美之事,一字都不能提,连通信地址都是国内留守处的。我们牺牲的一些战友,至今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家孩儿的尸骨葬在何处,清明节他们的亲人想去祭扫寄托哀思都找不到地方。又如外事纪律,其中有一项要求,我至今不忘:不管是修工事还是生活必需,都不得随意砍伐树木。如要砍伐直径10厘米以上大的树(为怕有的战士不明白,还特别说明就是“碗口大小”以上的树人必须报经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批准。为了严格地遵守这条纪律,我们的战士可吃了不少的苦头。
  有一次,转移阵地后我们班搭帐篷,因为用的是细小的树干支撑帐篷,半夜下暴雨,帐篷上的积水把支撑的树干压断了,大家忙乱了一个晚上。我们听到阵地上还有一些班,也和我们一样。又如,我们分队在修建弹药库时,需要粗大的木材盖顶,虽然阵地的坡脚下就有大树,但是不能砍,而是到一公里以外的刘舍(音)火车站去扛废弃的枕木。一根枕木六七十斤,要扛上走这么远的路,还得警惕防空警报,基本上就是一路小跑。战士们虽然很辛苦,却没有一个人抱怨,阵地下面的大树一棵也没有人去动。
  三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事情,如不准喝生水,不准下河洗澡,甚至不准用生水洗脸、漱口、洗脚,说是水中可能有钩端螺旋体等病源,感染了要降低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还有,外出穿鞋时一定要穿袜子,穿裤子时一定要扎上裤腿,防止山蚂蝗和毒虫叮咬等等。
  对这些,战士们就不是那么严格遵守了。 如不准用生水洗脸、漱口、洗脚,要用炊事班烧的冷开水,战士们看到炊事班那么忙,根本就不去炊事班要水,而是挑着铁桶到阵地下面去挑溪水,谁也不在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什么钩端螺旋体。
  在这几天里,支队的一位翻译还被派来教我们讲越语。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小册子,根据他的教学经验,让我们在这些简单、常用的越语下注上中文,如在“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的越文下注上中文读音“宗队拿部队锅毛主笛”;“你好”,注“招东记”;“谢谢你”,注“感木恩东记”等。反正也不是为了系统学习越语,就是这么几句,这样学起来也挺有趣,挺容易。他还教我们唱越语歌:“面南中华,内连内,松连松……”中文意思为:“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 还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军歌队“该放面南,中打共贵定波……”(音)等。这位翻译大我们三五岁,跟我们关系很融洽。
  5天的战前教育过得很愉快,也很有收获,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
  我们在丛林中的政治部里的学习过得很平静,但是外边早就打起来了,支队野战医院因晾晒被单暴露目标就被轰炸了,我们都急不可待地要下到连队去参战。
  根据我们的情况和支队的需要,我们17 名男生全部分到各连队参加战斗,10名女生,4名分去支队的野战医院,6名分去支队文艺宣传队。分别时,大家豪情满怀,互相勉励,争取再相见时人人都立功受奖。
  后来因工作的需要,一位清华的高年级学生被抽调回政治部办《战地快报》。这位同学在读高中时就是校刊的主编,既能撰文,又能排版,还刻写得一手好蜡纸,楷、隶、行、草都很漂亮,让他来办报,真是瞌睡有了枕头,再合适不过了。还有一位科大的同学,一向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千把字的文章,一挥而就,倚马可待。他给快报投了一篇稿件,题材有意义,反映又及时,快报一字没改地给采用了。他也被政治部从连队抽调回来,到快报当了一名战地记者。
  在政治部学习期间,我们得到了不少部队 官兵的热情帮助,从这些战斗在火线的军人身上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和他们在一起很快就成为朋友。
  6O5大队(团)的宣传股长郑若杜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政工干部,英武干练,乐于助人,性格率直开朗,很有一套思想教育的工作方法。在入越后的第一天,我们的营房和周围环境很脏很乱,先遣部队建了营房后没来得及收拾。我们吃过早餐后,虽然也想打扫一下卫生,但是却什么工具都没有,连扫帚都没一把,就想有了工具后再搞。这时有位科大的同学,折了一些树枝,扯了一根野藤,捆扎了一把扫帚就打扫了起来。我们看见不以为然.对他说:“急什么?等拿来工具后再搞嘛。”这时郑股长走了过来,他夸奖了科大这位同学.对大家说:“我们出来了,又是在战争的环境中,我们要提高应变能力和生存能力,像他一样,不等不靠,根据周围环境提供的可能,创造条件完成任务。”
  股长一说,我们大家就动起手来.不一会儿。就搞完了。
  闲时,郑股长和我们下棋、聊天,时常拿出他随身携带着的入越前照的“全家福”和我们一起看。“全家福”上是三个人:郑股长、他爱人和他们刚一岁多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眼睛大大的,长得十分可爱。说起这个女儿时,郑股长的眼神和话语中,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父爱。
       
在高射机枪阵地上
  我们分到连队后,连队又把我们直接安排到班里,与战士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成为班里的普通一兵。
  我被分在62O大队11中队65分(连)队,这个连队是双管高射机枪连队。其他人,有的分在四管高射机枪分队,大部分则分在37炮分队。
  一个班就负责一挺高射机枪或一门炮,每个高机班里有一名一枪手、一名二枪手,他们在枪盘上,负责捕捉目标和射击。一般都是副班长任负责射击的一枪手,班里军龄最长、最优秀的战士任二枪手。工事里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各站一人,身旁放着弹药箱,机枪盯住敌机射击,转到哪个方位打完了子弹,这个方位的战士就要马上填弹,如果枪管打红了,还要帮助换枪管,其余的人负责从坑道掩体内往工事搬运弹药。炮班也基本一样,只是在炮盘上一左一右多站了两个协同捕捉敌机目标的三、四炮手和一名填弹的五炮手。班长负责协调本班与全连队的行动,指挥全班的战斗。
  我们在班里面,一般多是负责从坑道里往工事搬运弹药,这个工作不需要事先训练。我对这样的安排虽然服从,但是却不服气。一、二枪手的位子我不敢觊觎,没经过特殊训练,是不能坐上去的,但对四个方位的站位却是心里痒痒跃跃欲试。我看填弹也没什么难的,不就是拿起子弹带往填弹槽里一塞,然后再将检绳一拉,不就得了吗。
  我在等待机会。一天半夜,凄厉的空袭警报把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我这几天因为有准备,所以比班里其他战士早两三秒钟进入战斗岗位。
  按照部队的要求,白天,从警报拉响的第一声起,战士们必须在3O秒内进入战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夜晚,是一分钟。
  我站到了一直想站的枪盘子弹箱旁,一、二枪手也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按照我所见的操作程序,我把子弹带推入弹槽,然后将栓绳使劲一拉,完成!动作干净利落,我心里暗自得意。这次来的是一架全天候侦察机,没有进入我们的阵地,从一旁飞走了。
  警报解除,各枪退弹,回营帐中接着做各自的美梦去。从此以后我也可以进人工事站位了,我很得意地拉动栓绳退弹——没想糟了,空栓!
  如果子弹进入了枪膛,退弹时应该有一颗子弹落下,我这没有,是因为在往弹槽里推弹时没到位,是一次小事故。如果敌机飞临阵地上空,不能立即开火射击,轻则贻误战机,重则先受到攻击,造成伤亡。
  第二天,班里作战斗总结,班长先表扬了我在全班第一个进入战位,然后作自我批评,说是他没有安排指挥好,主动承担了这次空栓事故的责任。我感到很愧疚,要取得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是要做好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才行的,此后诸事皆谨慎了。
  我们被分配到连队里,各班都争着要我们。因为当时阵地上大槁“红海洋”,要书写很多毛主席语录牌,班里战士的文化水平较低,如在我们班,最高的学历是班长的初中毕业,最低的是文盲,一名战士。我们能写会画,大搞“红海洋”正派得上用场。
  此外,连队晚上槁文娱活动,各班都要出节目,也由我们包了。因此,我们在班里面既是普通一兵,又是“特殊人才”,班里的很多杂务活,如割蕨草伪装阵地,帮炊事班打柴担水等,班长都很少派我们的活,而是要我们集中精力搞好“红海洋”或准备好文娱节日,要在全连队评比时为班里争光。
  平日空闲时,没有任务的都不能离开阵地。
  “天天读”以后,各班的战士就互相走动,爱下军棋的,聚在一起下军棋;爱打扑克的,聚在一起打扑克;什么爱好都没有的,就去找老乡聊天。到开饭时,该轮到谁值日,谁就去炊事班挑饭莱。饭菜都还不错,这里的伙食费比在国内增加了一倍,主食是大米白面,副食油水也很足,只是新鲜的蔬菜很少见,经常吃的是干菜、粉条和罐头红烧肉,都是从国内用汽车拉来的,战士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无战事的日子,大家过得很悠闲。最累和最紧张的是战后转移阵地。像我们这样的高机分队,一般都是埋伏在战场的外围,主要是打击低空偷袭的敌机。因此,只要一开火,暴露了阵地,连夜就得转移,以防敌机的报复轰炸。
  我们是一个班一架高射机枪,一辆军用卡车。转移阵地时,全班把东西搬上车,坐上去,后面拉上机枪就走。是晴天还好,如果遇上下雨天就遭罪了,全班都得下车,推的推,垫的垫,扛的扛,忙个大半夜才能把机枪拉上山头。机枪安放好处于临战状态后,马上就得挖战壕修工事,干到天亮,吃了早餐又接着挖。这都是为了要抢在敌机来攻击之前,做好战斗准备,主动应战以减少伤亡。到吃午饭时,工事基本修好,这时是真正的人困马乏了,大家草草地扒拉了两口炊事班送来的饭莱,找块稍平的地方,裹上军大衣,倒头就睡,因为帐篷都还来不及搭哪。
  “日晒雨淋天当房,风餐露宿地当床;人生不为吃和住,愿把青春献给党!”这是我当时看到战士们横七竖八睡在阵地的烈日下,感慨系之而作的《七绝·太阳下午休有感》。
 
“主席点头,总理批准”
  分到连队没多久,就到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了。
  祖国“援越抗美”总部派来了慰问团,支队首长将我们接回政治部过春节,与慰问团见面。在政治部,慰问团的领导在支队首长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们,赠给我们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与我们—一亲切握手交谈,询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对连队的生活适不适应,与战士们相处得如何,并嘱咐我们:“你们是经主席点头,由总理批准,参加援越抗美的红卫兵,你们要当好国际主义战士,为增进中越友谊作出贡献,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听了慰问团领导的讲话,我们个个兴奋不已。原来我们只知道是周总理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却不知道还有个“主席点头”。
  越南也很看重春节,越南人民军也给我们支队派来了春节慰问团,送来不少香烟、糖果等慰问品。支队首长将这些慰问品拿出来与我们一起分享,组织我们开座谈会。大家虽然下到连队才十几天的时间,却如久别重逢一般。
  这十多天来,虽没打大仗,却也跑过了几次警报,上过了几次阵地。虽然来的只是侦察机或一两架骚扰的敌机,有的阵地开了炮,有的炮都没开,但也算是参加战斗了。座谈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地谈自己的感受,热烈得很。
  有的说,自己第一次上阵地时,看见美国飞机手脚都发软,好像飞机马上就要向阵地俯冲投弹,一箱六七十斤的炮弹,怎么也扛不起来,后来上了两三次阵地,看到敌机也不感到害怕了,同样一箱炮弹,很轻松就扛到了工事里。有人说,他第一次遇到敌机来是在半夜,拉响警报时,他的本能反应是将被子拉上来把头蒙上,战友把他的被子掀开,自己才猛然醒悟,赶紧穿上衣服往阵地上跑。等警报解除后,他觉得双脚不舒服,才发现左右脚的鞋穿反了。
  座谈会上不时爆发出阵阵的笑声,支队首长说:“这不奇怪,第一次参加战斗都会有这种经历,战前的教育训练虽然必要,但不亲历战场,打过两仗,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战士。
  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要向战友们学习、英勇参战,狠狠打击美国强盗,决不辜负周总理批准我们入越参加援越抗美接受锻炼的期望,要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争光。
  座谈会上大家好像都言犹未尽,我们下来还继续交谈。没有支队首长在场,大家无拘无束,说起来一个比一个想象力丰富。
  有的说,主席点头、总理批准我们入越参战,这是主席和总理的战略决策,“文化大革命”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不但要让红卫兵在长征中受到锻炼,而且还要让红卫兵经受战争的考验,才能培养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会立于不败之地。有的说,约翰逊政府不是扬言要打核战争吗?那就打吧,无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嘛。主席和总理批准我们援越抗美,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我们是全国红卫兵参加世界革命的先头部队,今后将有数百万的红卫兵随我们而参加进来,日薄西山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被埋葬,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
  虽然也有人质疑:“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总理给我们的回电,不就是让我们随军入越锻炼三个月吗?”
  “三个月还短吗?说不准哪天约翰逊政府丢颗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就打起来了吗?”马上就有人反驳。
  “我就是不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打就能打起来。”
  “你不信?我问你,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怎么打起来的?不就是裴迪南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就打起来了吗?现在这里有越南军队是不用说的,还有我们的高炮部队、苏联的导弹部队、朝鲜的一个高炮营和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医疗队,如果约翰逊政府投下原子弹,扩大战争,各国还不会马上增兵吗?这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吗!
  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话的。我也是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要打起来的,要不我也就不会偷越国境去投笔从戎了。我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一定非要投原子弹,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援助南方的物资,主要还不是中国提供的吗?‘胡志明小道’的起点就在广西的防城港,美国中央情报局又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会不知道?因此,真正要阻止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援助,只有轰炸我国的防城港。如果美国飞机轰炸我国的防城港,中美就正式宣战了,这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
  “要是真的打起来了,到时候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我们互相逗乐。
  “要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队长也不再是队长了,而是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帝先遣军司令了。”有的逗队长:
  “什么‘先遣军司令’,到那时,我们的队长就成‘座山雕’了”。
  哈哈哈……
  春节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也要从政治部返回自己的连队。大家把总部慰问团赠送的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前,手棒《毛主席语录》,握手话别时,个个豪情万丈:“会师华盛顿,饮马大西洋。”
  有人笑着纠正:“非也,海水安能饮马?应该是‘会师华盛顿,饮马密西比’。”
 
血染战旗红
  越南太原市  1967年3月至5月
  进入3月份,战争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三天两头地有侦察机飞来骚扰,不时有一两架美机飞来轰炸。
  有一次,我们刚吃了午饭,一架F1O5就从我连阵地旁的山谷中超低空飞过,机舱里美机驾驶员的高鼻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来得及,用一支站岗时的冲锋枪就能将它击落。可惜刚一看见,它就溜掉了。大家都感觉得到,一场大仗很快就要打响了。
  这段时间,防空警报不时在阵地拉响,搅得我们吃不好睡不香。一天,我们连队的炊事班说,这一阵大家都很紧张,跑警报跑得很辛苦想给大家包一顿饺子改善伙食。他们头一天就泡好了干菜、粉丝,还采集来了一些新鲜的野莱,第二天开了十几个红烧肉罐头,剁好了饺子馅,各班也都来了帮忙包饺子的。谁知大家忙活了半天,饺子刚下锅,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大家丢下了锅里的饺子就往阵地跑。等警报解除后,大家再回到炊事班,揭开盖一看,锅里的饺子都成面片汤了。
  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影响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大家都憋足了劲,准备着打大仗、打硬仗。
         
惨烈的“集火近战”
  3月10日、11日这两天,天气晴朗,能见度高,美军每天都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来轰炸太原市和我军阵地,有高空俯冲的、有低空偷袭的、有实施轰炸的、有佯攻掩护的。不大的太原市上空,美国飞机像蝗虫一样满天乱窜。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和残酷,美军仗着装备精良机群众多,狂轰滥炸。美国飞机投炸弹,一般是用5OO或1000磅的炸弹轰炸太原市的地面目标,用集束炸弹攻击我军高炮阵地。集束炸弹,俗称“子母弹”。集束炸弹从飞机投下时,是一颗带有尾翼的由两瓣合成的大母弹,中有数横隔如衣柜,内装数百枚子弹。母弹投下后在尾翼的作用下急速旋转,当母弹离地面一二百米时,高速旋转的离心力将母弹的两瓣打开,里面装着的子弹洒向阵地,子弹落地即因受撞击而爆炸。子弹比人拳稍大,内装引爆管和压缩烈性炸药,弹壁内包含着300多粒钢珠,它爆炸时的冲击波和钢珠都极具杀伤力。有一种带尾翼的子弹,状如小菠萝,俗称菠萝弹,也是一种集束炸弹。
  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下,太原钢铁厂、发电厂、选矿厂和刘舍车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钢铁厂最高的一个烟囱,也被美国飞机发射的反雷达“百舌鸟”导弹捅了一个大窟窿。我们支队的阵地上到处落下集束炸弹,工事内外被炸得坑坑洼洼。
  在战火中,我们长征队的同学们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
  中国人民大学的古天阳同学在一个37炮连的班里当战士。3月11日上午1O点左右,第一批敌机从东边飞临太原市上空。一般敌机来轰炸太原市或攻击我军阵地,上午在9-10点,从东边来;下午则在4—5点,从西边来。这样,敌机是背对阳光,而我们则是面对刺眼的阳光。
  刺耳的空袭警报拉响了,古天阳和全连战士进入阵地严阵以待。他站在六炮手位上,负责在这个方位给高炮炮盘上的五炮手递送炮弹。
  战斗正要打响时,一位汽车司机跑上阵地来了。他给连队拉炮弹,刚把炮弹卸下搬进掩体,防空警报就拉响了。他把卡车开进竹林中隐蔽好,就跑上阵地来要求参战了。司机是正式的战士,连长叫古天阳同学让出六炮手的位子给司机。古天阳刚从六炮手位上退到坑道掩体准备往工事搬炮弹,敌机就飞临阵地上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我军万炮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机发起了攻击。这时,一颗集束炸弹呼啸而下,在他们的阵地上空打开,数百枚子母弹落在了他们阵地内外。其中一枚正好落在了六炮位的掩体旁,爆炸时的冲击波炸掉了司机的上半身,鲜血染红了半边工事。古天阳大叫着:“为战友报仇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从坑道的掩体中冲出来扑向六炮位,在司机的遗体旁,站在被烈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继续为高炮递送炮弹,与敌机进行殊死搏斗。
  战斗结束后,连长表扬他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而且能用毛泽东思想鼓舞大家的斗志,全连战士为他请了一个三等功。
  两天的恶战,让美军又一次领教了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我们的军人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62支队有近百人伤亡。有的班几乎全部伤亡。如6O2大队1连4班7个战士,就有1人牺牲5人负伤。二炮手身负重伤78处,坚持发射了两发6O多斤重的“1OO炮”的炮弹后壮烈牺牲;五炮手胸部和腹部被子母弹的钢珠击穿,肝脏和肺叶受伤,仍坚持战斗。6O5大队6连1班,全班8人,就有6人负伤。有的一个连队就牺牲十数名战士。
  3月11日,在6O5大队6连的阵地上,战斗打响后,由于轰炸异常猛烈,开始还听得到炸弹的爆炸声,后来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感到大地在颤抖,气浪一阵阵迎面扑来,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连长、副指导员和十几位战士英勇牺牲。
  到6连来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队宣传股长郑若杜,也在战斗中被子母弹的钢珠击头部壮烈牺牲了。他不是这个连队的战斗人员,本来是可以不进入阵地参加战斗的,在掩体内帮搬运炮弹就行了。战斗打响后,郑股长毫无畏惧,奋不顾身主动参战。他牺牲后,支队根据他的英勇表现,给他追记了一等功。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战士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险境中,还不忘保护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如在3月*日这天,支队的3名电影放映员,在前往6O2大队的途中,突遇空袭,激烈的战斗打响了,他们钻进了路旁的防空掩体。这时路边不远处一间越南合作社的房屋被炸起火,尽管天空敌机还在投弹,这3名战士却毫不犹豫地从掩体中跑出来,冲进合作社正在燃烧的房屋里去灭火,保住了合作社里的400O多公斤粮食。
  空袭过后,越南老百姓拉着这3位战士的手不肯放开,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不停地说:“感本恩东记!感木恩东记!”400O多公斤的粮食啊!这对处于战争环境下不能正常耕种的越南人民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所以越南的老百姓对中国高炮部队都很友好,在我们连队的阵地旁,经常会有越南的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一些香蕉和甘蔗。
  中国高炮部队敢于“刺刀见红”,与美国飞机打“肉搏战”,打“集火近战”,打歼灭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打垮了美国空军的霸气。
  两天时间,我军击落美机18架,击伤5架,击毙、活捉美国飞行员十多名。这是约翰逊政府战争升级以来,在越南北方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62支队为此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
  此后,美军再也不敢如此放肆地一天出动上百架的飞机来轰炸了。因为来得越多,被击落的也就越多,被打死和活捉的飞行员也越多,美国国内反战的声浪也就越高。
  美军曾经叫嚣要出动“空中堡垒”B52来轰炸,最后也一直不敢飞来,因为它的造价太高。我们早已做好战前动员,严阵以待B52的到来。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已在气势上压倒了美军。
  在这两天的恶战中,美军知道我军使用了用雷达操纵的高射程高炮,这已是对B52的严重威胁,假如还有埋伏着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呢?这可是离中国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一个晚上就可以从中国拉过来部署好,美国不敢再赌下去了。
  在这两天和随后的一些较小规模的战斗 中,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感染和激励着我们,我们长征队这27个人也都有出色的表现,有一人立二等功,三人立三等功,其他的人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嘉奖和表彰。
  立二等功的陆志坚同学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他原名陆丕石。桂林话“陆”与“绿” 音似,而“丕”与“皮”义音同,他平时好开玩笑,桂林的女生就给他取了一个浑名叫“绿皮蛋”,后来在全队叫开。
  在4月18日下午的一场战斗中,他所在62O大队12中队6连3班的阵地受到美机攻击,美机投下的集束炸弹在他们的阵地上四处爆炸,有的落在防御工事外,有的落在工事内。
  陆志坚在六炮手的位置,给炮盘上的六炮手递送炮弹。当他又一次弯腰到地上抱炮弹时,一枚子母弹在他身后的掩体外爆炸了。掩体有半人高,因为这时他正弯腰去抱炮弹,一粒钢珠就只从他隆起的背面由下往上穿过,未伤及骨骼和内脏器官;另外还有一粒钢珠,则从他因抱炮弹而抬起的右手肘关节穿过,骨骼受伤,鲜血渗透了他的军装和衣袖。
  班长看到,立即向排长报告:陆志坚负伤。但是排长没有回应,排长负了重伤,已昏死过去了。班长直接向连长报告:“报告连长,三班战士陆志坚两处负伤。”连长答复:“撤下!”
  班长要求陆志坚立即撤出阵地,但是陆志坚却坚决不撤,他对班长说:“不!我要坚持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他流着血,忍着伤痛,坚持战斗到第一轮敌机攻击结束。
  趁着战斗的间隙,连长要派战士将伤员护送下阵地。陆志坚对连长说,现在战斗还没有结束,阵地上的每个战士都要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随时准备击退敌机的第二轮进攻。他们受伤已使连队减员,再派战士去送他们,必将减弱连队的战斗力,他坚持要求由自己将排长背下阵地。
  听了陆志坚这番话,其他伤员也纷纷要求自己走下阵地。
  在支队的野战医院,因一时伤员多,麻醉针不够用,他坚持要给排长先用,先给排长动手术,自己暂时简单处理,等从国内运来麻醉针时,再给他动手术。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时,他还吊着绷带,帮着照看排长。
  战后总结评功,六连的战士都夸奖陆志坚的英勇表现,一致要求给他请二等功,得到了支队领导的批准。
  当我们得知陆志坚的英勇事迹后,都大受鼓舞,一位清华大学的同学激动地写下了一首《七律》赠给陆志坚:“如血残阳染劲松,晚风飞舞战旗红。新兵烈火炼思想,小将沙场立战功。血洒炮盘争解放,头抛异国是英雄。红卫安南经风雨,帝修根除见老钟(老钟即钟馗)。”我们的队长也为他作了一首《七绝》:“革命造反闯万险,雄文四卷印心间。恶浪方知儿男志,热血染红地重天。”我后来也给他送了一首顺口溜:“皮蛋,皮蛋,是颗炮弹:美机撞上,保准完蛋。”
  支队领导原以为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要到越南搞国际大串联,要给他们惹麻烦的,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受到了支队领导的好评:
  “在整个参战过程中,他们总体表现很好,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他们在我师援越抗美作战中,写上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一页。”——这就是袁守范支队长后来对我们的评价。
           
战地青春
  大战后,越南方面为我们庆功,给支队领导们送来慰问品。支队领导把我们召集回政治部,让我们互相交流参加战斗的体会和互相鼓励,也让我们品尝享受慰问品。
  在政治部相聚时,我和古天阳谈起这次战斗。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这是我们入越以来的第一场恶战,满天都是敌机,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这种场面从未经历过,如果说不害怕是假的,开始时看见敌机丢下的每一颗炸弹都是朝自己的头上落下来。但是一开火打起来,横下一条心,你今天炸不死我,我就要把你打下来,就不怕了。这时候只想着要把敌机打下来。看到战友负伤和牺牲,就更是打红了眼,只想着要为战友报仇。
  对此我是深有同感,两人谈得很投机。他把这次战后写的一首小诗《血债要用血来偿》送给我:“上炮想亲人,仇恨满胸膛。此仇不报心不甘,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也跟他谈起了我的一次遇险经历和体会。
  我们高机连不在主阵地,任务是阻击从我连队阵地上空来低空偷袭的美机。一些在外围佯攻的敌机,如果进入我高机射程,也将受到我们的狙击。相对而言,在我连阵地上的战斗没有主阵地那么激烈和残酷,我连就主动承担起了去抢被击落的美机残骸的任务。
  在太原市地区,不但有中国高炮部队,还有前苏联的军队,据说还有朝鲜一个高炮营,美机驾驶舱里的一些电子操控部件是很有价值的,谁都想将其据为自己的战利品,当然越南也想得到,那么谁先得到手就是谁的,所以叫“抢”。
  一次战斗中,我们看到一架被击中的美机,拖着浓烟滚滚的长尾巴,坠落在我连阵地前方数公里外,连里要抽调战士去抢残骸,我向班长要求去执行这项任务,得到批准。
  我们开了一辆“嘎斯”卡车出去,车上连司机共6人,由一位排长带领。因为是去抢残骸,又是顺坡往下冲,车速很快。这时空袭警报尚未解除,空中还有敌机盘旋,公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我们的卡车开上公路后,司机也没有减速。卡车开出一公里多后,刚转过一个小弯,突然看见前方路上摆放着一些锄头、铁锹等筑路工具。这些是中国工程兵在修路时,突遇空袭,来不及收拾就躲入防空洞而留下的。司机赶紧避让,因车速太快,“嘎斯”车的底盘又较轻,卡车翻到了公路边的田地里。
  卡车没盖篷布,我们都是先被摔出车外,然后再被卡车压上来。所幸我们是被翻在一块芋头地里,我被抛在两条垄沟间,身上被压了两条架篷布的铁支架,一条压在胸上,一条压在腿上。我尝试着蠕动了一下,还好,能动得了,只是感到胸口有点痛,尚无大碍。我赶紧从两条铁支架下爬了出来,并去帮助另外3人从车底下爬出来。
  这3个人中,有两个人也很快就爬了出来,有一个被车上放的汽油桶砸昏了,是被拖出来的。我们3人,由一人照看被砸昏的,我和另一个战士则跑到驾驶室去帮助排长和司机爬出来。排长和司机在驾驶室内,没有被摔出来,而是头朝地脚朝天地被座椅窝在驾驶室里,被破碎挡风玻璃划破的脸上满是鲜血。我们从两边使劲地把门拉开,把排长和司机拉了出来。
  排长爬出来后,一边掏出手帕擦拭脸上的血,一边急切地询问:“有受伤的吗?有受伤的吗?”我们俩告诉他,有一个被砸昏了。他一边着急地说着:“是吗,是吗!”一边赶紧跑过去看望被砸昏的战士,并让原来在这照看的战士跑回连队去报告。
  这时,躲在防空洞里的工程兵看见我们翻车了,也都不管还没有解除空袭警报就跑来了,还带着他们的军医。
  在医生的抢救下,被砸昏的战士苏醒过来了。医生又询问我们哪儿受伤了,我告诉他,我的胸口有些痛。他给我检查了一下,说:“还好,骨头没受伤。”给我擦了点药和两帖膏药。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把卡车翻过来,司机坐进驾驶室试着发动了一下,还行,汽年还能开动。大家一齐使劲,把汽年推上了公路。这时,解除空袭的警报也已拉响,估计美机残骸已“花落别家”了。我们向来帮忙的工程兵表示感谢后,就调头回去了。
  排长是个四川兵,一路走,一路说:“格老子,这回着惨了。残骸没抢到,还着伤了一个,回去要着连长骂死了!”战后讲评,连里的战士们说,应该给我报嘉奖,给跑回报告的战士报三等功。后来排长悄悄告诉我,连长可能不会上报:“残骸没抢到,还着翻了车,伤了人。还要上报请功、嘉奖,连长还怕着团长骂呢!”我说:“嘉奖不嘉奖的也没什么关系,都是同车的战友去抢残骸,中途翻了车,哪有不去抢救的?哪里还顾得天上有没有飞机!”
  另外两位立三等功的,一位是我们长征队的队长,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被分在一个炮连里当战士,他不但在平常和战斗中表现很优秀,而且在协调我们2人与支队的关系上也做得很好。
  一位是副队长,是桂林市的一位女中学生。她和5名女生分在支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她以自己的优秀表现,给这5位女生作出榜样。她们在文艺直传队吃苦耐劳,冒着受敌机攻击的生命危险,下连队为战士们演出,受到战士们与美国空中强盗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精神的鼓舞,她们战胜自我,克服各种困难,需要编导节目就去编导节目,需要跳舞就跳舞,需要唱歌就唱歌,一身兼任多种角色,宣扬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战士们的革命斗志,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她是这6名女生的出色代表,文艺宣传队为她请了三等功。
  分到支队野战医院去的,是4位年龄较小的初中刚毕业的女生,她们的表现也很优秀。
  这些在父母亲面前还撒娇的女孩,现在却是面对敌机随时都可能到来的轰炸,站在早春冰冷的溪水里几个小时,眼里噙着泪花,洗着带有战友血肉的绷带、床单和衣物;在帐篷内,双手各举着一个4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站在手术台前给动手术的医生照明,也是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手都僵硬得端不起碗,拿不了筷子。又如,有一位战士下腹受伤,手术后一天多无尿,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院长和医生着急了,这样下去,真会“活人让尿憋死”的,怎么办?院长说采用“听觉导尿”:他要让一位医护人员用两个大茶缸,将一茶缸中装满的水慢慢倒入另一个空茶缸,在伤员的耳边一直倒来倒去,两眼还要盯紧住下半身裸露的伤员是否排尿了。如排尿了,赶快叫医生。当时的医护人员都很忙,谁来倒水呢?院长的眼光落在了4位女生的身上。这位女生知道院长眼中的意思,个个都红了脸,不敢看院长。院长也没命令哪个来倒水,只是对她们说:“这位伤员不就是你们的大哥哥吗?能为了自己的害羞就不顾自己的亲人生命危险吗?”院长的话音刚落,一位女生抬起头来说:“院长,让我来倒水吧!”院长摸了摸她的头说:“你真是个勇敢的好孩子。”后来这位战士终于排尿了。
  她们4人虽然没有人立功,却经常受到院长和医生的夸奖和表扬。伤员和到这来治疗的越南百姓,都特别喜欢这4位小姑娘,与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医生和伤员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小妹,年纪大的院长和医生,则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每一次空袭,院长和医生把伤员抬进防空洞里后,接着就是把她们4个硬塞进去,由他们自己堵在门口来保护伤员和她们。她们也像对待父兄一样对待院长和医生,细心地护理伤员,吃苦耐劳做好一切事情。
    
有一种感觉叫“震撼”
  在紧张而亢奋的对敌斗争中,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3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3个月来,我们与战士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我们班有位东北大汉,他和我的关系特别好.平时有重活、累活、危险的活他总是抢着去干,不让我去做。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大学生,身子骨单薄,不要伤着了。虽然我不需要他的照顾,但是他对战友的这种真诚,的确使我感动。
  我在要离开部队返校前,他把自己的家庭地址和父母的名字写给了我,对我说:“炸弹是不长眼的,如果在哪次战斗中我‘光荣’了,请你给我爸妈写封信,告诉他们我不是孬种,代我在信上喊声爸妈,他们会好受一些的。”
  过去聊天时,他跟我说过,他家是姐弟俩,姐姐已嫁到外村。姐姐在出嫁前,一再叮嘱他要在家好好照顾爹妈。他报名参军是背着爹妈去的,后来爹妈知道他太想当兵了,也就同意了。在他离开村子去部队时,他第一次看见他爹流眼泪。他说,他对参军打仗一点也不后悔,只觉得有些对不住爹妈。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是那么平静,就和平时跟我聊天说起种地打柴的事一样。但是我的心却受到了一种震撼,我强忍住泪水,庄重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做到!不但在信上喊他们爸妈,我还要去当面喊他们爸妈。你如果‘光荣’了,我就是你父母亲的儿子。”
  我们全班战士真像亲兄弟一样,转移阵地、修筑工事,都争着尽力去多干些,让战友少劳累点。在战斗中,想到的是同生死共患难,个人生死抛在一边。支队各级领导对我们的表现都非常满意,正如政治部史主任所说的:“这些大学生的优秀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
  按总理的电报批示,我们在部队锻炼的时间是3个月。我们1月23日加入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赴越参战,4月23日就到时间了。虽然时间是到了,但是支队领导却没有要我们离队的意思,我们更没有向支队领导提出要返校。
  就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十多天。
  5月13日,我接到了连指导员传达的支队的指示:我们已圆满地完成了到部队锻炼的任务,过两天连队领导和班里要欢送我们离队。
  陆志坚负伤已转回国内医院,还在疗伤。
  5月15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连队的战友们后,我们先到政治部集中总结和休整,然后将回到支队在凭祥市的留守处,各人再从留守处返校。
  到政治部集中后,史主任向我们传达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不管是结合进了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或是在军队里的,必须立即返回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候我才明白,怪不得这次只有我们16个男生集中,因为那10名女生都是中学生,不在中央文件规定的范围内。
  北农机的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们:离队前,支队一位参谋到他们连队了解情况,曾悄悄跟他说,支队领导原本想把我们全部留下,因为我们全部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又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表现都很出色,是很难得的。如果我们能留下来,以后62支队可能最多也只能争取到三五个,其他都会被沈阳军区要走。
 
向陵园里的烈士“告别”
  在政治部这几天,除了学学毛选,交流总结,就是等着支队领导安排出时间来接见我们,空闲的时间很多。这时我们就在一起合计:回国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送些什么纪念品给周总理,如何向周总理汇报?
  大家商量的结果,是送四样纪念品给总理:一、用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残骸,熔铸一个大的毛主席像章;二、也是用美机残骸,熔铸一个F105的“雷公”式美机模型;三、一枚去掉了雷管的子母弹;四、一个锯成笔简状的37炮弹壳。
  这4样纪念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与战士们一同浴血奋战,击落敌机,子母弹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在越南战场,美军出动的有“雷公”式、“鬼怪”式等战机,但以“雷公”式为主;我军的防空炮火,有100炮、85炮、37炮和高射机枪等,但以37炮为主。因此,美机我们就以“雷公”式为代表,防空炮火以37炮为代表。
  我们每个人也想给自己留下些纪念品。飞机残骸的铝熔点较低,我们是先把它砸碎放进空的红烧肉罐头盒内,然后放到煮饭、烧水的柴火灶里去熔化。做一个大像章,要同时用几个罐头盒来熔化残骸,很难做;如果做小的像章,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总部慰问团赠送的像章作纪念了。因此我们决定,我们的纪念品是除去毛主席像章之外的其他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最难的是给子母弹去掉雷管,因为很危险。没爆炸的子母弹在阵地周围到处都是,支队曾通报不准捡拾子母弹,因为它再受震动时,还可能爆炸。
  我和一位清华的同学偷偷地跑到无人的野地里,捡起几枚子母弹,小心翼翼地抛向远处,然后赶紧卧倒,但它却没有爆炸。部队首长说过,有的子母弹不爆炸,是因为反战的美国工人在里边塞上一团棉花来取代了引爆的雷管,这枚子母弹里是不是正好塞了棉花才没爆炸呢?这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又试着抛了几个,而且越抛越高,越抛越远,还是没有一个爆炸。我们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用带来的钢挫把子母弹的钢箍挫断取下,将子母弹的两瓣打开,取出包在压缩TNT里边的雷管摔爆,一共处理了18枚,悄悄带回分给每一个人。
  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回国了。
  回想起几个月来与战士们并肩战斗的生死情谊,他们还留在这里继续战斗,虽然死亡每一天都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辱使命,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啊!
  5月19日,在临回国之前,我们怀着沉重和惜别的心情,来到我们支队的烈士陵园与牺牲的战友“告别”。
  我们为他们长眠于异国而悲痛,又为有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战友而自豪。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土堆,墓碑就是写了名字、籍贯和部队番号的一块木牌,虽然如此简陋,但在我们的心中却是高耸入云的丰碑。
  我们在这数十位战友的陵墓前—一肃立默哀,心里轻轻地与战友告别:你们安息吧,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一位清华的同学代表大家给长眠在这里的战友献上了一首《七律·烈士陵园祭烈士》:“偏僻峻山乃我家,携文四卷走天涯。只希环宇同凉热,不怕敌人舞爪牙。今日雄躯搁异国,来年野草发新芽。红红绿绿铺荒野,傲看陵园开血花。”
  我在心中默默地想:“亲爱的兄弟啊,你们生前来得及向战友嘱托,让他们代你去叫声爸妈吗?你们的爸妈正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哪!”
  5月20日,支队领导在师部为我们举行告别会,师政委副政委和政治部的正副主任都来了。他们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和我们在一起座谈,张政委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勉励我们要把部队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带回学校里去,我们要像酵母菌一样,发挥作用。
        
魂绕北纬17度线
  中国广西 北京     1967年 5月至 1969年  10月
  5月21日,我们16名男生回到了62支队在凭详市的国内留守处。10位女生留在了部队,成了令人羡慕的正式的军人。
  在留守处只待了几天,各人领回了自己的衣物,脱下了打仗时穿的越南军装,将在越南没用完的军用代金券都换成人民币,办完了这些该办的事,我们就真正地与在一起战斗、生活,生死与共将近半年的62支队告别了。
  虽然是依依难舍,但这时我们更思念的是父母和亲人了。
  近半年来,我们不能把参加援越抗美的实际情况告诉父母和亲人,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在部队锻炼。
  我们都是广西人,父母和亲人对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事是多少耳闻的,看到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在中越边境的凭详市,他们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会猜到一些。当他们追问我们在部队的具体锻炼情况时,为了保密,我们只能遮遮掩掩甚至撒谎。但是我们知道,父母和亲人肯定非常挂念我们,我们都恨不得立即飞到父母和亲人的身边。
  离开62支队的留守处后,尽管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但我们没有一个是马上返校,16个人全部都先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去了。
  回到父母和亲人的身边,就难免要把参加援越抗美的实情禀告了,不过说完了还得加一句:要保密,不能告诉其他人。离开部队前,首长有交代,我们回国后,也不许向任何人讲有关援越抗美之事。父母听后虽有埋怨,但也理解,看到我们没有缺胳膊断腿地回来了,当然是很高兴的。
 
重返校园
  回到北京的学校里,我们又成了一名红卫兵,重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尽管离曾经战斗过的北纬17度线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的魂仍亲绕在那片弥漫着硝烟的丛林中。
  我们16个人都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想见周总理,把我们准备好的纪念品送给总理,向总理汇报我们在越南的战斗生活。可怎样才能把纪念品送给总理呢?经过商量,当时广西的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北京由周总理主持谈判,于是决定让两位队长去找我们熟悉的一方群众组织的代表,请他们把纪念品和我们想见总理的信送交总理。
  怎么向总理表达我们的愿望?这信该怎么写呢?为此,我们可是煞费苦心了,人人绞尽脑汁,考虑如何遣词用句。
  有的说,应该从在越南战场上,我们和部队的战士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打击美国空中强盗,要像向总理作汇报来写;有的提议,应该从感谢周总理批准我们入越参战,让我们受到了战争的考验,我们将更积极地投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写;有的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一时无法决定下来。
  最后,我提议,总理日理万机,写给他的信应该尽量简单明了,直接说出我们的愿望。我提议这样写:敬爱的总理,在您的批准下,我们参加援越抗美已胜利归来,我们非常想见您,向您汇报。大家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就采纳了我的提议。
  两天后,受托的代表告诉我们,纪念品和信已交给了随总理来参加主持谈判的工作人员。我们就耐心地等待着,等待总理有时间时安排接见我们,可惜我们一直都没等到周总理的接见。
19699月,胡志明主席去世
  我们都为越南人民失去这样一位时代的伟人而悲痛,也为中国人民失去一位“同志加兄弟”的战友而惋惜。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胡志明主席历经千难万险,奋斗不息。在越南北方获得解放后,为了越南北方和南方的统一,他继续奋斗,节衣缩食,率先垂范,祖国不统一,自己不成家。胡志明主席的人格魅力让我们钦佩,怀着对胡志明主席崇敬的心情,我们到越南驻华大使馆悼念胡志明主席。
  我们到达越南驻华大使馆门口,使馆的工作人员先查看了我们的学生证,还简单地询问了几句,我们告诉他,我们曾得到周总理批准参加援越抗美,他点了点头,让我们在登记册上签名后进入使馆。
  进入使馆大厅,我们看见两旁摆满了悼念的花圈,有中国一些有关方面的,也有一些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馆送来的。悼念大厅设在使馆二楼的会议室,在正面的墙上,悬挂着胡志明主席的遗像,下边摆放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等送的花囵。胡志明主席青年时期就投身于越南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早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中国大革命时期,就与中国第一代的革命家周恩来、陈毅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的去世使中国第一代的革命家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好朋友。
  我们在胡志明主席的遗像前默哀,深深地悼念这位越南的伟人,怀念他为越南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并表达我们对中越人民世代友好的希冀。
  参加了对胡志明主席的悼念活动后,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胡志明主席健在时,他为保持和巩固中越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他去世了,但愿中越关系将会保持发展,我们还有机会去看望长眠在越南烈士陵园里那些我们亲爱的战友。
         
老师和小琰
  回国以后,我们就一直想去看望郑若杜烈士的遗漏,但因不知她的详细地址,尽管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却始终没有去成。眼看着高年级的同学一批批地毕业走了,我们赶紧想办法,最后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地址。
  1969年的国庆节这天,凤和日丽。我们邀约起在京尚未毕业离校的12位战友,一同去北京机械学院看望她。
  陆志坚负伤后,回国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很好,未留残疾,今天他也来了。
  郑若杜的爱人姓杨,是北京机械学院的一名教师。我们告诉她,今天要去看望她。她带着女儿早早地就在学院大门口等着我们。杨老师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看上去比以前我们在照片见到的要略显消瘦单薄。她穿着一件已洗得退了色的蓝布衣服,戴着眼镜的清秀的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哀伤。
  郑若杜烈士牺牲虽然已有两年多了,看来杨老师还没有从悲痛中摆脱出来。看着杨老师,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些沉重。
  看到我们来了,杨老师抱起女儿迎上前来,对我们微微点头说:“谢谢你们来看望我们。”接着对女儿说:“小琰,叫叔叔们好!”她女儿很乖地马上就喊:“叔叔们好!”
  杨老师的女儿大约有四岁,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上衣,腰间扎着一条小的军腰带,头上戴着一顶小军帽,看到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叔叔带着玩具和她玩,稚气的脸上,流露出欢喜的笑容。
  看她这身打扮,当然是向她爸爸学了,她以自己的爸爸是个军人而自豪。我怕杨老师累着了,就对她说:“来,小琰,妈妈累了,让叔叔抱好吗?”她马上伸过小手来让我抱了,真是修正懂事的好孩子。
  杨老师带着我们在校园里转了转,然后在一块草地上坐下。杨老师让小琰在草地上玩我们送给她的一架用胶合板做的小飞机,我们在一边说话。
  我们将在越南战场的战斗生活向杨老师做了介绍,特别讲了1967年3月10日、11日这两天激烈的战斗情况。陆志坚谈了自己负伤的过程,古天阳也谈了他们连队那位司机壮烈牺牲的事。虽然我们没有专门谈郑若杜烈士牺牲的事情,但杨老师却听得很认真,看来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第一次真正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在怎样惨烈的战斗中牺牲的。
  杨老师听我们讲完这一切后,也向我们谈起了她接到丈夫的一等功臣证书和烈士证书后的情况。她说,收到证书后,我也不知道哭过了多少次。孩子还太小,我怕吓着孩子,都是背着孩子哭的。虽然我也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性,但是总是要想起老郑,心里总是忘不了。特别是晚上做梦。过去是梦见他回家休假,我们带上小琰去天坛、北海公园游玩。现在做的尽是恶梦,每次都是梦见他浑身是血,喊他也不答应,又惊又怕,常常哭醒过来,哭了以后,心里就稍微好受些。小琰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爸爸已经牺牲,好在她跟我一人生活已经习惯了。过去若杜一年也就是一次探亲假,在家不过十几二十天的时间。遇到有来北京出差的事,同事们总是让给他,也不过就是能在家多住两天,一年也难得有一两次。小琰问起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就说爸爸现在很忙,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我知道总有一天是瞒不住的,能瞒一天算一天吧。
  听着杨老师压抑着心中悲痛幽幽地诉说,我们的心里都十分难受,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才好。我在心里感叹:这样弱小的身躯,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巨大的悲痛啊!
  临别前,我们和杨老师母女在学院的教学大楼和大门前合影留念,还单独给杨老师的女儿照了几张。
  小姑娘很高兴,还给我们载歌载舞地表演她在幼儿园学来的歌舞。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不知为什么,越是看着杨老师的女儿高兴地又唱又跳,我的心里越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酸楚。
  在等公交车返校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可能是各有所思,不知说什么好吧。这时一个同学冒出一句:“今天我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两句诗,算是有了深刻的理解了。”他刚说完,马上就引出了大家的话来。
  “不对!你混淆了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线。我们援越抗美是正义的战争,为它而牺牲,是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没有什么‘可怜’的。”有人反驳道。
  “这两句诗也不一定说的是非正义战争,它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反对战争的思想。”有的也不同意这样的反驳。
  “也不能一般地说反对战争,我们反对的是非正义战争,而不反对正义的战争。”还有人这样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还没有从那种无可名状的心绪中摆脱出来。
  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在越南的陵园里那些烈士们的坟莹,想起了我同班的那位东北战友曾经的嘱托……
  很多年过去了,郑若杜烈士的遗孀杨老师和她那才四岁就过早失去父爱的女儿的身影,还常常在我眼前出现,扎着小腰带、头带小军帽的小琰在阳光下高兴地唱啊跳啊。
    
后记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都有“心债”,我也有一笔一直想了而未了的心债,时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因为这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因为中越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不愉快的事情,我把年轻时期经历过的这段记忆,在心中冷藏了三十多年。
  为了捍卫越南的主权,为了支援越南北方和南方的统一事业,中国数十万的军人在越南的土地上洒下了汗水和鲜血,还有的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今,岁月不依不饶地把自己拖入了老年。
  “应该把那段经历记录下来,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已经远去了的那段弥漫着硝烟、纷飞着征尘的岁月,让那些经受了血与火考验的人和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闪耀出永远不朽的光辉。”这样一个念头在我心底越来越强烈。
  时光流逝,历史那厚重的书页在缓慢地一页页翻过。是啊,当中越人民再叙兄弟情谊时请不要 忘记了他们 ,让以他们的生命来注释的英雄主义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将以此悼念葬身异国的战友们的亡灵,为他们献上一桩心香。
  敬礼!我亲爱的战友们。
 
作者:高敏贵,男,1964——1972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曾于1967年上半年参加援越抗美。原广西教育学院教授,曾为教育管理系副主任,退休后现返聘为学院教学督导组专家组副组长。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

 
热点文章
援越援老出国作战的记忆
第四野战军高射炮部队诞生记
挺进祖国最南端
难忘岁月——秘密赴越作战的中国...
英勇善战的高炮62师
—...
回忆高射炮兵建军初期
难忘辽沈战役第一仗
深夜,我们从前线开回“捷姆西”
志愿军部队里英雄的高射炮兵
青春年华战火红
图片推荐
援越援老出国作战的记忆
援越援老出国作战的记忆
《钢铁天盾—高射炮兵第一团诞生60周年纪念文集》
《钢铁天盾—高射炮兵第一团诞生60...
第四野战军高射炮部队诞生记
第四野战军高射炮部队诞生记
关于高炮团的组建过程
关于高炮团的组建过程
网站首页 | 筹建组织 | 技术支持 | 网友留言 | 网站投稿 | 免责声明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2009 All Right Reserved 高炮六十二师战友网 版权所有
总部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60号 3-9-2 电话:024-24206118 传真:024-84820028 高炮62师战友QQ群:2476129
辽ICP备1000207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