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东

　　1946年春，我从牡丹江市清查敌伪物资工作团回到炮校。赵维刚教育长找我谈话，让我去筹建高射炮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只有一个山炮团，直属总部指挥，百团大战后调回延安，后改为延安炮校。到东北后陆续组建了几个榴弹炮师，但没有对付敌人飞机的高射炮部队，因而也就没有制空权。随着我军的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毛主席解放全中国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组建高射炮部队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几天后，我带着必要的物资和五六个人及一辆大车，从位于北山脚下的炮校驻地奔赴谢家沟原日本侵略军兵营。一路上大家兴致极高，虽然条件很艰苦，几乎是白手起家，但我们有决心，一定能把我们的高射炮部队组建起来。因为我军和战争形势太需要它了。
　　一进营房，一片荒凉，杂草丛生，房屋门窗破破烂烂。那么一大片军营里只有几个日本人在看守着几十匹马，就是我们唯一的邻居了。眼前急需解决的是吃住问题。先把厨房、住处及喂牲口的地方收拾出来。安顿下来以后，就开始了修理房屋、打扫卫生、迎接组建部队新任务的到来。

                 一营一连观测班同志和部分测高测速设备在北平  徐国忠提供

　　过了几天，原在工作团工作的五六个小青年来找我，还记得有杜树旺、阎万才、徐国忠、赵义坤等，他们要求参军，我当然欢迎啦。他们还带来一个十二岁的小孩，长得又瘦又小，穿的衣服也很脏烂。他们为孩子说情，这孩子很可怜，是山东人，叫刘德春，九岁时跟他外祖父到东北找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的父亲，不但人没找到，他外祖父还被日本鬼于抓去做了劳工，他举目无亲，年龄又小，没有办法只得去做小劳工。不久他外祖父死了，那些劳工们很同情他，大家都照顾他，人家到哪他就跟到哪，劳工们逃跑时也带上他。日本侵略军投降后，他流落到牡丹江市，在一个小饭馆里做些杂活，讨口饭吃。听了这孩子的不幸遭遇，我毫不犹豫地收下了他，让他做个小通信员。别看他年龄小，但很机灵，去几十里以外的地方送信，都能完成任务。
　　后来炮校陆续调配了几名干部，有队长、区队长、司务长等。日本投降后，大批劳工流落在东北，我们很快就招收了几十名新兵，上级又从珠河独立营调拨一部分新战士，于是进行了正式编队，队长张殿臣，伪满军官学校高射炮专科毕业生；一区队长丁长源，二区队长贾武生，三区队长薛安宁，司务长刘汉章，我任政治指导员，高射炮第一队就此诞生了。
　　武器装备相继配备起来了。这些武器来之不易，都是炮校到东北后从各地山 一营一连观测班同志和部分测高测速设备在北平  徐国忠提供
上找，水里捞，野外搜寻来的，完整的少，残缺不全的多。有的是东一个炮身，西一个炮架，南一个炮筒，北一个炮轮拼凑起来的。火炮经过长时间风吹雨打锈蚀很厉害，擦炮筒没有工具，几米长的炮筒用手够不着，怎么办？你一个主意，他一个办法，妙计有了：用一根长绳子中间拴上布，两个人一人站一头，来回拉。为了采购零配件和工具，派二班长王庆春去哈尔滨。他去了好多天，毫无信息，怀疑他可能是携款逃跑了。又过了些天，他回来了，两手空空，耷拉着脑袋。问他怎么回事，他还算老实，一五一十地把他吃喝嫖女人的事都交代了。一个给日本强盗当苦力出身的人，经不起大城市花花绿绿世界的引诱，一下就被糖衣炮弹击中了。在当时革命部队经济物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岂能容忍这种败类，经请示炮校领导批准，将他枪毙了。
　　经过一段训练，战士们对火炮和观测器材都会操作了。为了鼓舞队伍训练情绪和考察火炮质量，决定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全队人员都集合到炮场，队长把注意事项向大家讲了，除发射炮班人员外，其余的人都站在炮后较远的地方，发射时都要把嘴张开，以免把耳朵震坏了。为了预防发生膛炸等意外事故，拉炮闩用了一根几米长的绳子。炮手们把方向、高度定好，装弹手装上炮弹，都离开了炮位。这时人们精神十分紧张，心在砰砰地跳，队长喊了声“预备——放”，轰的一声，炮弹飞向了天空，在几千米高处爆炸了，干部战士一片欢腾。
　　刚到东北的时候，社会秩序很乱，国民党特务、地下军、土匪、日伪的特务宪兵警察都在暗中活动。我在东北曾亲身经历了两次大的暴动，一次是通化国民党特务姜鹏飞利用日本人搞的暴动，另一次是在牡丹江市，也是国民党特务和混进我们部队的土匪相勾结发动的暴动。那时派出去招兵的干部有的就被混进来的特务土匪杀害了。高炮一队成立初期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由珠河独立营调来的一个战士，名叫唐文学，他当过土匪，嫌部队生活艰苦，吃高粱米、大楂子，菜没点儿油水，整天紧张操练，他难以忍受，于是拉拢几个珠河来的战士密谋携带武器上山当土匪。为了弄到手枪，他又勾引队部通信员陆长信，要陆偷窃队长、指导员的手枪，因陆年龄小害怕，就向我报告了。经过审讯他都招认了，又经几个被拉拢的人证实，上报炮校领导批准，将唐处决了。处决唐和我前面所提到的二班长王庆春，都是由一区队长丁长源执行的。
　　还有一件事，既可笑又有意思，就是我前边提到的拉车的那匹马。它体形非常好，是一匹又高大雄壮、又美观的枣红色雄马。本来是给炮校贾副校长买的骑马，因为它咬人，把它给我们拉车了，连饲养员也跟来了，因为别人谁也降不住它。有一天它脱缰跑了，跑到日本人管理的马厩里去了，日本人赶它出去，我们全队人员拿着铁锹、木杠去抓马，它像一只猛虎向人群扑来，糟糕的是一位60来岁的郭德标老人被马扑倒了，把他肘关节以上咬成粉碎性骨折，造成终身残疾。当时准备用枪击毙它，后来还是饲养员把它降服了。
　　不久成立了高炮大队，大队长江洪、教导员张佩，有了第二队，队长裴辅忠、指导员马振英。我高炮一队被调往哈尔滨，隶属卫戍区领导，任务是守护松花江东江桥。部队住在附近村子里，阵地布置在离桥不远的江岸附近。高射炮部队的特点是昼夜24小时不能离开阵地。无论是下雨刮风、好天气坏天气、黑夜白昼，阵地上都要有值班部队，以防敌机突然袭击。春夏秋都还容易过，唯有冬天最难熬。尤其松花江边上，遇到阴天，下大雪，刮着西北风，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不是一般的冷，刺骨的寒风就像刀割在脸上手上一样，过一会儿，肌肉麻木了，就不知道疼了。冬季服装也就是一般的棉衣，棉大衣、棉帽，脚上穿的是东北特有的靰拉（用牛皮做的鞋，里边放上靰拉草），这样的服装怎能抵御东北高寒气候？部队的伙食缺少油水，热量不足，和寒冷斗争主要依靠人的革命意志。冷了就围着阵地跑步，感觉有点热乎了就停下来休息，千万不能出汗。就这样跑跑停停，往复循环，一直坚持到换班。
　　1947年初夏，东北我军转入战略性反攻，上级命令高炮一队参加夏季攻势，掩护我军渡江。总部临时配备给五六辆汽车，我们把四门火炮及观测器材、人员、给养拖载上出发了。那时公路很少，大半是乡村土路，四五月间东北地区是反浆季节，往往看着路表面很干硬，其实地下已反浆了。当部队行进到一个村子附近时，车炮一下子陷进去了。这时人都要下车，把炮卸下来，车炮分开柱上拖，拉的拉，推的推，还是不行。后来动员当地群众，他们知道我们是去打国民党的，都很积极支援，牵来几头牛，带着绳套、木板、石头、砖块，帮助整车，把牛套上拉，加上人推，好容易才把车炮拖上来。我们从内心里感激乡亲们，真是离开人民群众寸步难行啊！到达扶余一带我军渡江处附近，队伍住在临近村子里，阵地布置在离松花江不远的地方，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战斗。等了几天也不见敌机的影子，战士们有的埋怨说咱们这次白辛苦啦！一天，正在吃早饭时，突然来了两架敌机，在附近空中盘旋扫射，这时战士们紧张起来，个个像上了弦的箭一样，他们放下手中的饭碗各就各位，炮口指向敌机。队长一声口令：“预备——放”，轰、轰、轰、轰4发炮弹飞向敌机，在离敌机不远处开花了，吓得敌机仓惶逃窜，再也没敢回来。

1951年1月锦州扩编前政治处合影    王庆成提供

　　高射炮大队后又扩编为高射炮第一团。团长江洪、政委张佩、副团长王思谦、参谋长傅明贤、政治处主任李仁鑫，我任组织股长，张振富任宣传股长。高一团参加了围困长春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了渡江和解放海南岛战役。1950年10月，又第一批参加了抗美援朝。由于武器装备落后难以对付现代化飞机，第一次战役后，回国改装，扩编为高炮六十一师，师长阮邦和、政委何晓初、参谋长王思谦、政治部主任张佩、副主任徐正衡。我任组织科长、张振富任宣传科长。部队装备了较先进的苏式火炮器材。高炮六十一师在朝鲜战场上战果辉煌，曾取得一日击落敌机5架的战绩，并且成立了高炮教导大队，培训了大批高炮干部。志愿军组建了几十个高射炮独立营，狠狠打击了敌空军嚣张气焰，为中朝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劳。
 
作者简介：1923年生，1938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军，曾任学员、秘书、连队指导员、组织股长、政治处副主任、师组织科长、教导大队政委、军区炮政青年科长、团政委等职。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转军委五院一分院，历任政治部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厂党委书记等职，1983年于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