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郑若杜烈士        沈道弘

 

        今天是“七一”，是党的90岁的生日，这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早就有人向我约稿，我没有完成任务。昨天，党校离退干部举行了活动，支部领导要我在会上也讲一讲，我谢绝了。他们说：不讲，那你就写点什么吧。想来想去还是写一点既是普通共产党员又是我难以忘怀的战友郑若杜的故事吧。

        郑若杜同志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炮兵六十二师工作期间的战友，当时也算不得什么深交，只是同事而已。因为彼此脾气、个性、出身、学养乃至毛病、缺点都有些相似，因而比较谈得来。1967年部队入越作战，3月11日我们一起在他所在的605团五连搞阶级、士气教育试点。行将结束，我准备到另一个连队六连了解一些情况再回师机关，他坚持一定要陪我去，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六连。连队正在午休，为了不打扰连里的干部，我们就在阵地附近树荫下休息。不一会儿，一级战备警报拉响，敌机临空了，我们就近去了炮二班，参加了战斗。就在首批敌机打过去了，后续敌机尚未进入的瞬间，他没跟我打招呼独自去了炮一班，而我正集中注意力观察天空，没有意识到他的离开。紧接着大批敌机蔽空而来，声势汹汹地扑向我军阵地，一场空前激烈的生死较量开始了。经过全师的协力同心、集中火力、浴血苦斗，鏖战了40多分钟，一举击落敌机10架，生俘敌飞行员7名，创造了单日击毁敌机最高纪录。我方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尤其是首当其冲的六连。六连指挥所挨攻了，连长樊文富负伤；六班挨攻了，全班伤亡殆尽，在他们班参战的副指导员邱立明牺牲了；老郑当时所在一班挨攻了，除了两人，全班非伤即亡，老郑本人也中弹倒地。

        “3·11” 战斗是堪称大仗、恶仗的对抗与较量。美方出动了当时最先进的战机—F-105和F4C，投掷了包括杀伤力巨大的钢銖子母弹（战士们称为菠萝弹）在内的几乎所有先进炸弹。当时我只觉得满天都是敌机，耳际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飞机声，什么是炸弹或炮弹声，眼里除了硝烟战火，看得比较清楚的就是那黑乎乎地摇摇摆摆地从天而降的子母弹的母弹，至于每个母弹所携带的360个子弹在哪里爆炸，那只有天知道。战况空前，这我是知道的。可是六连全连有多少伤亡，我不知道；老郑他在哪里，安不安全我不知道。我迫切地要变两个“不知道”为“知道”。于是我冲出二班，来到炮一班，眼前一幕我惊呆了，老郑中弹，倒在一班掩体通道上。

        当时我什么都不管了，一心想把他救活。我问战士们：谁有急救包？一位负伤的战士抛来一个。本来急救包上印有箭头，只要顺着它的方向会很快打开的。可我急慌了神，到处乱撕，就是打不开，后来还是一个战士帮了忙。急救包打开了，我又不会包扎，怎么也包扎不好。我真憎恨自己的无能，只能急得高声寻唤连队卫生员，寻求他们的帮助。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他已经不行了。钢珠弹打中了致命的太阳穴，夺走了老郑才35岁的年轻生命。

        熟悉军旅生涯的人都知道，当兵的喜欢以战友相称。对于这个称呼，起初我也没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旦上了战场，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这才逐渐感到战友情确实有普通友情不具有的那份深沉感，甚至带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滋味，我和老郑之间的感情就是如此。这是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和生死之交啊！哪里是一般朋友之交所能比拟的！

        2007年是郑若杜同志牺牲四十周年祭。一些六十二师同志提议去越南为老战友扫墓，并邀我参加。我因身体不佳没有去。后来，他们寄来了光盘、录像带。在我看到张国珍烈士的两个亲妹妹在坟头悲声哭诉的时候，我哭了！看到老郑的老伴，四十年后，带着儿子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看望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冰冷的墓碑上的时候，我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要哭，要为六十二师留在越南的84位先烈忠魂而哭，要为我的老战友郑若杜及其一家的不幸而哭！

        郑若杜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入越作战时，曾赋诗一首：

风雨登车出国门，战士豪情壮入云；

五个伟大记心间，立志要做白求恩。

        这首诗诗味浓，意境高，是首好诗。他牺牲后，被追立一等功，我把这首诗发表在《战地快报》上，在全师广为流传。诗中提到“五个伟大”，指伟大的民族、国家、人民、领袖和党。当时师党委提出要当好五个伟大的代表，为五个伟大争光。我看还有一个伟大应该提出来，这就是体现在郑若杜等烈士身上的勇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他们为了五个伟大，把什么都牺牲了、奉献了，包括享受、名利、幸福、家庭、爱情直至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生命。“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的“新天”正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忘记了这一点，就是背叛！就是难以洗刷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