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我从黑龙江七台河市桃山矿子弟小学教师岗位上，应征入伍（兵龄按三月份计算）。到今年3月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段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下面我想讲讲当兵那些事，与各位战友分享。
我所在的连队，是沈阳军区炮兵第62师605团一营4管高射机枪一连。在当战士的三年中，很巧合地实践我军的三大传统职能，即生产队、战斗队、宣传队，当上了生产兵、战斗兵、宣传兵，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以致终生难忘。
（一）“生产兵”。刚入伍时，新兵连的营地在丹东市原八一小学。为了尽快克服摆脱社会青年个体生活的自由散漫习惯，新兵是早出操、晚点名、整天喊着“一、二、三、四”口号，苦练齐步、跑步、正步走和各种队形，培养良好的军姿、军容、军纪。每周还加训投弹和射击，有时在训练场上一趴就是半天。好在我原来在学校有体育锻炼的基础还吃得消，有的体能差的兵一天训练下来，爹一声娘一声的直叫。
一天中午，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外面老百姓大喊“失火了！”。连长马上集合全连奔赴火场。只见丹东市颜料仓库，烟雾里夹着烈火贪婪地吞噬着库房。在连长指挥下，我们操起水桶、扫帚等工具，同工人们奋力扑救，为了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不顾烟熏火燎，大家冲进库房抢运成品颜料和各种生产物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大火被扑灭了。再看看我们个个是大花脸，浑身都是五颜六色，集合时根本辨不清谁是张三李四。返回营房时，引来了不少的围观群众。回来后拿起肥皂就往鸭绿江边跑去，洗脸、洗衣服。衣服上的颜色很难洗掉，就用沙泥往下搓。本是草绿色的军装，都变成了灰色。新兵两个月的训练很快结束了。我在队列、投弹、射击的考核中，均取得优秀成绩。有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说“连部有你的电话”。头一次进连部，看到连里领导心里有些紧张，加之从没有摸过电话，拿起来就喊，啥也听不着。周围人边乐边说“你把电话拿反了”。弄得我十分尴尬。电话拿正后，才听到对面老乡说，他们已下到班里开始操炮了。我心想，我们这边连枪都没看到。后来听说，连长还在郑州炮校集训呢，是为了增强低空火力，新编配了高射机枪连。过了几天，团里给我们下达了任务：主业是种水稻，补给全团细粮不足，副业是采石，为团里搞营建备料。三月末，我们全连开赴离丹东市几十公里的采石场，住进东沟县黄土坎乡黄旗村老百姓家里。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大锤、钢钎、抬筐、木杠。我每天除抡大锤、打钎子，还担负着点火放炮的任务。爆破下来的石块，有的重达二、三百斤。有些爱挑事的人说“李老师抬一块”。由于年轻好胜，我还真不服，谁跟我叫号，我就跟谁抬，有时杠子一连压断好几根。初春，我们又转战大孤山脚下小甸子农场，开始做种水稻的准备。每天要徒步往返四十里路，扛着铁锹等工具，从驻地去农场，平整土地、挖水渠、灌水。我从小就有遇冷风冷水过敏的毛病，挽起棉裤腿下到刺骨的冰水里，两条腿很快就红肿起来，硬得像棒子一样，收工时仍坚持步行回到驻地。那天晚上，有一个民房起火。火光就是命令，我不顾双腿麻木和沉重，和战友们一起奋力救火，事后受到连里的嘉奖。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每天三角九的伙食费，吃的菜都是老连队送来的糠萝卜、干白菜，高粱米饭粒硬的，掉在盆里都能砸出响儿来。开始老百姓都认为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后来发现连队的战士们天天竟吃这些，有的房东就给我们送点儿大酱、咸菜或几棵大葱。从三月到十月，我们往返于石场和稻田，一天训练也没搞。有的战士风趣的说：“知道这样还不如让我爹来啦。”我由于自己辞去了每月30多元工资的老师工作，到部队领六元钱服兵役，还能在政治学习带头发言，写读书笔记。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经常到炊事班帮厨。业余时间教大家唱歌，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参加团里汇演。入伍半年多，就被团里树为先进典型，还光荣出席全师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十月份，经过平地、浇水、插秧、施肥、除草等环节，金灿灿的稻子成熟了。开始收割脱粒，就是在脱粒时，我发生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上刚上工，我正在机前收拾刚刚脱出稻粒。班长看到稻捆有些积压，让我到机后帮着打捆。我由于着急就跳上板凳，想从动力传送带跨过去，左脚不慎碰到传送带上，人瞬间被卷进皮带轮里，昏了过去。后来听说作为动力的东方红拖拉机马达被憋灭火了。机工赶紧将皮带拽下来，将轮轴拆卸开，把轮盘和人一起抬下来。我的左腿和穿的外裤、秋裤死死地扭在轮轴里。卫生员用剪刀把裤管一层层、一条条的剪开，然后，顺轴心一点一点地往外绕，经过一个多小时，才把人和机器分开。庆幸的是大腿骨没断，只是大腿里的皮肉绽开，一片血肉模糊。简单进行包扎处理后，被送到丹东230医院。在治疗期间，师宣传科报道员、原同连老乡来看我。他说：“你快点把腿治好，部队很快就要出国参加援越抗美战斗。”我当时想，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怕什么，当兵不打一次仗，不上一次战场，就白穿一次军装。我再也躺不住了，就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护士长要求出院。护士长说，你大腿的溃疡面很深，你怎么走。我一看说不通，又去找医生磨，医生看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说，你再住三天，好好地给创面清理一下，多换几次药再出院。病友也都劝我多呆几天。三天后出院时，全科的医生、护士、病友都出来送我。这时，我们连已随全团在丹东市集结待命。为了方便卫生员换药，我暂时住连部里。我们编配的高射机枪还没到，无法训练。每天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忆苦思甜教育，激发参战的热情和斗志，全面做好思想、精神方面的准备。出发前几天，我回到班里参加训练。11月中旬，全师接到军委命令，向广西边境集结。我们乘了一周的铁皮闷罐车，到达广西崇左县临时驻地，开始近两个月的战前训练。
（二）“战斗兵”。我所在的九班，班长胃出血住进南宁部队医院治疗。部队出发前，连里指定副班长代理班长，我代理副班长。1967年1月26日，全体指战员都换上越南人民军的服装，戴上盔式帽，集合在友谊关前，向党、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宣誓：誓死保卫祖国、为“五大争光”，为越南人民报仇，坚决将美国佬赶出越南。部队开始陆续向越南进发，我连还没走出多远，在一个桥头弯道处，三班的牵引车翻到三米多深的沟里，车上的人、弹药、粮食等全扣到车下。看到前面的车都停下来了，我让班里同志在车上不要动，我先去看看。当我看到扣在沟里的车，腿都软了。连长大声喊，九班副快叫后面的人拿大绳拽车，我紧张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往后跑，传达连长的命令。各班人员纷纷跳下车，拿着绳子、锹镐等工具，跑到事故现场。先用大绳把车拉起来，再用砍刀、斧子，把大厢板砍开，随后把车上人和物资抬出来。当看到四位战友有的满脸是血，有的毫无声息软绵绵躺在地上，很多同志都哭了。特别是司机疯了似的，一边嚎叫，一边打自己脸，有几个同志过去赶忙把他拉住，不断地在劝慰和安抚。很快团里的卫生车和工程车都赶到，把人和车都拉走了。指导员集合全连对行军安全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要求，部队又出发了。地处亚热带，山高林密，车在崇山峻岭的“胡志明小道”上爬行。险峰峭壁下云雾缭绕。途中没有了开始的兴奋劲儿，还沉浸在事故的阴影里，心里还在惦记着生死未卜的几位战友。1月29日的凌晨，我们占领了越南北太省太原市发电厂附近一个山头阵地。把四管高射机枪下架后固定好，呈战斗状态，就开始挖掩体，构筑工事。因昼夜行军，人困马乏，进度不是很快，到中午吃饭时，掩体才没小腿那么深，帐篷也没搭起来。午饭后，大家都在阵地边上的草丛里休息，下午2时左右，闷雷声般的敌机爆音在上空响起，随着警报的鸣叫，战斗人员都迅速进入各自的岗位，勤务人员依旧坐在坡下的草草丛里。美国14架“F105”飞机十分猖狂，低空进入我防区，对越南人民军阵地、发电厂等建筑物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坚决执行“集火近战”的原则，待敌机靠近时，全团一起开火。霎时，火光冲天，天空像开了锅似的。特别是我们的四管高射机枪连，一分钟可以打出600发子弹，射击时像礼花一样，把敌机团团围住，阵地上硝烟弥漫，尘雾滚滚，战斗持续40多分钟，击落一架，击伤两架，取得了首战告捷。为此，我连也付出沉痛的代价，五班长光荣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五班长也是全师部队援越抗美的首位烈士，师里为其追记二等功，并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
我们吃的用的都由国内提供，连修工事的木板都是从国内带来的。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越南人民一针一线。可谓是文明之师。越南人民对我们很友好。战斗间隙，阵地附近的老百姓，主动为我们送伪装草和树枝，送茶水。在转移阵地时，他们还冒雨帮我们往山上拉枪和车辆。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干菜或罐装咸菜，主食是线米。线米煮出来的饭，像白沙粒一样，又硬又散，不喝些汤或水，很难咽下去。最难适应还是越南的天气，可苦了我们这些北方兵。白天气温高达40多度，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睡觉的凉席会出现人体样的湿痕。汗浸的衣服得不到换洗，又洗不上澡，每个人身上很快长满痱子，一片一片的像赖蛤蟆皮，又痒又痛。我还因水土不服，经常拉肚子，浑身乏力，照样坚持修筑工事，参加战斗。越南的蚂蝗不但水里有，草丛、树枝上都有，经常掉进脖子里和爬到腿上。一天，我站哨回来，脱下袜就看到小腿一道血流，把裤管挽起来一看，两只蚂蝗叮在腿上。经验告诉我们，这时不能马上往外拽，这样会把吸盘留在肉里，造成感染。只能用鞋底子拍打，使其自动退出。
1967年4月份，我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份，我被连里任命为五班长，接过烈士曾举过的令旗，带领全班出色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全班荣记三等功。时任的师政治部主任带领机关的同志，来我连阵地慰问时，还为我班和我个人拍了战地照。时任团参谋长还深入我们班蹲点，了解战士们的战斗和生活情况，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全班决心打好每一仗，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在我们赴越前，有批广西籍的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和当地10名女红卫兵，在周总理的批准下，随部队出国参战锻炼，女生都留在师宣传队，男生坚决要求下部队参加实战。北京政法大学的一位红卫兵，分到我们五班。我和班里的同志都主动地帮助和照顾他，使他很快适应战斗生活。在我们班里生活两个多月，师里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在7月份把他们送回国内（十位女生继续留了下来。）八个多月战斗，全师共击落敌机100多架，牺牲80多位战友。临回国前，师首长和全体指战员都到烈士陵园，看望烈士，与烈士告别，看到同乡战友，同班战友，长眠于异国他乡，心里十分难受。我暗下决心，一定把兵当好，继承他们的遗志，出色地完成保卫祖国的任务。
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普通人，是否敢于接受战争的洗礼，能否坦然面对生死的考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畏缩不前，有的临阵脱逃，有的借故规避。我连集结待命时，从16军补入十几个兵员。其中有三个安徽籍的战士，来后就泡病号，后来发展到绝食，部队出发前将他们开除军籍，遣送回家由地方管制。我的原班长在南宁治好病，不告而别，跑回丹东部队留守处，后被开除党籍、军籍。还有炮连的一个战士被死吓破了胆，临阵逃跑，被抓回来后送上军事法庭判了刑。走入战争，都会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我也是同样，五班长牺牲的地方，离我只几米远，距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一次，美机投下的气浪弹，只离我们阵地几十米远，空中飞落下来的弹片，像下雨一样发出沙沙的响声，落在身上不是死就是伤。大家高喊毛主席语录，坚守在枪位（越南人管我们这叫念经）。连队电话线被炸断了，上级指挥所看我连阵地被烟尘、气浪、火光笼罩，电话又联系不上，以为全连被报销了呢。还有一次，我带一个战士去砍树枝作伪装，发现树下有很多美机投下的子母弹（菠萝弹）。由于无知，我俩拣起来投弹比远，回来时我还带了两枚放在帐篷旁。晚上看《战地快报》时，才知道这些子母弹很多是定时的，炸死炸伤很多越南人民。我冲出帐篷，把两枚子母弹扔进很远的山沟里。特别是我代表全连去团里声讨美国飞行员时，得知六连一次战斗牺牲了十几位战友，还包括一位宣传股长，心里也有些打鼓。从集结待命至现在，有半年多没给家写信了。夜里我给家里写了两行家书：“请爸爸妈妈多保重，我这里一切都好，切勿挂念和惦记。”为保密所有寄出的信件不能封口，要经连里检查后才能发出。这实际带有诀别的意思。没收到家里的回信，却收到一封我高中同学的一封信，讲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说某个同学被打了，某个老师被斗了。我看了很气愤，“有劲上这来使，自己人打个什么劲儿”。参战几个月，心路走向大体是，开始不知道怕，毕竟在和平环境长大，参战主要是为了锻炼，又是高炮部队，不像步兵那样面对面的刺刀见红；随着仗越打越大，看到有那么多的战友牺牲在战场上，心想既来之则安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豁出去了；在得知部队要回国的消息后，有些厌战情绪，每天起来都希望今天最好没有警报声。人性弱点都差不多，有意志、有信念、肯坚持，就能过好人生的每一道坎。8月25日，全师部队从水口关回国，一路欢歌笑语。在小憩时，我们高兴的把车、枪上的伪装网和树枝全部撤下来。坐在敞篷车里，尽情地呼吸祖国的空气，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看着家园的山山水水。此时，国内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即使是出国作战部队，他们也不放过围堵和检查。列车在柳州停了大半天，据说造反派互相开枪打派仗。根据团里的要求，我们把轻武器都拆开，把枪栓和弹药都藏在米袋子里。就这样造反派还把团里的指挥车抢走，还抢走了不少军装。我们特别不理解，我们在国外流血牺牲作战，回国却遭遇这种“待遇”。全体指战员还是坚决执行上级有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示。9月3日，我们终于回到阔别九个月的丹东市，我连住进东尖山的兄弟部队营房，恢复正规训练的生活。
（三）“宣传兵”。为了参加全师表彰大会的调演，团里下令调我去团里宣传队。到团里一边编节目，一边参加排练，共排练十五六个节目，经过团领导审定,最后精选了十个，时间一小时左右。11月中旬，师里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总结表彰大会。我团宣传队被安排大礼堂晚场演出，师首长和全体与会代表都来观看。我自编自演的一个大批判节目，由于演得卖力气，也很出彩，得到师政治部主任和师宣传队长的赞扬。演出结束后，回到连队第三天，收到师部的调令，让我马上去师宣传队报道。临走那天早上，连长、指导员让厨房做点特殊饭菜，为我送行。可我一口也吃不下，就像一个要离开家、离开亲人的孩子，一个劲地哭，要求留在连队。连长和指导员让我闹得也没吃什么，轮番做我工作，又安慰又劝导：作为军人就要执行命令，出去要当好连队的代表，要为连队争光。上车时，很多同志都赶来送别。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的离开了连队，离开了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战友。
来到师宣传队后，自己与多数专业演员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只能是跑跑龙套，有时报节目，有时串个场。后来，队里为了培养锻炼我，为我量身创作独幕话剧《战斗英雄王克京》，演出几场反映还可以。为宣传弘扬援越抗美的英雄事迹，先后到几个地炮师巡演，受到好评。为配合地方“文革”中各派大联合，除了在本部队演出，我还和全队同志，包括前边说到的那10位女红卫兵（已正式入伍），还随师里的宣传车，深入到厂矿、学校、街道演出。四月份，队里为了进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派我到师新闻报道培训班学习，提高编创能力，回队重点从事编剧工作。
六月份，培训班结束了。根据我的自身条件，不想回宣传队，就找到时任宣传科大批判组负责人，要求留在报道组。他说，“你是想留在报道组，还是回宣传队，确定后我可以去做工作”。我当即表态要留下来。经他与主任汇报，又与宣传队长进行沟通，我顺利地留在宣传科报道组。生活上发生很大变化：住单人床，吃食堂，有澡堂，每天喝的开水都有人送来。与基层连队相比可真是天堂了。所谓的报道员，就是文字记者。经常随领导下部队搞调研，发现挖掘新闻线索，回来后一方面撰稿成内部材料，还可改写成新闻题材对外宣传报道。为了稳定地方，全师抽出很多干部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一些干部在地方厂矿、机关、学校、社区、县乡（镇）任革委会主任。那些年，地方新闻报道系统基本瘫痪,我们还肩负地方的报道。因为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进入角色比较快，在邮局、药厂、织袜厂、公社采写的一些稿件，很快见诸报端，增强做好这行的信心。在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时，坚持不过夜，有时一写就到清晨，然后赶紧乘火车到沈阳，把稿件直接送到“辽报”、“前进报”编辑的手里，如果编辑提出修改意见，连饭也顾不上吃，改好后再送去。为了写好一篇稿件，那真是绞尽脑汁，吃不好、睡不着，“爬格子”真是一件苦差事。五月底，当兵满三年，军贴由6元涨到10元。一天，报道组长找我谈话说，经过政治部领导同意，干部科已下令了，你被任命为605团宣传股新闻干事，行政级别23级，工资52元。我当时都惊呆了，做梦也没敢想，我能成为一名解放军的军官，第二天，扛起背包，坐上公共汽车，到东沟县黄土坎公社605团驻地报到。从此结束了战士的生活，步入军官的行列。
李成福
2016.3.1
附：4张当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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